兩 種 政 治

兩  種  政  治

2018年北京之春紐約六四紀念大會

 

補記:這段話講出來可能太沉重,但,愛之深,痛之切,才有責之重。讀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獻給為純潔夢想殉難的六四英烈,也獻給那些未泯初心默默耕耘的朝聖者。

 

我上一次在紐約參加活動是西藏基金會主辦的李察基爾和薩迦法王的一場對話,主題是《艰难时刻的智慧与慈悲》。法王作了許多睿智和發人深思的論述,其中有一段,激起我的共鳴最大。當時李察基爾代表其他提問者問法王:尼姑和尚涉足世俗的政治,是可以的嗎?法王回答說,那要看是哪一種政治,是爾虞我詐、爭權奪利、滿足私慾的政治呢,還是捍衛自由、造福與民的政治?

我就想到,1989年,我們都還年青,意氣風發,滿懷理想,奮不顧身。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在1989年第一次主動地、積極地、近距離地參與到現實政治。在當時,我們絕大多數人嚮往和追求的政治,當然是薩迦法王提到的第二種政治——是捍衛自由、營造公平、與民造福的政治。這樣美好的政治期許,不止在1989年,也是從人類有史以來就不斷激發一代又一代正義青年投身革命或者投效公職的原動力。我們因爲社會不公拍案而起;我們因爲嫉惡如仇揭竿而立。我們的動機,無私、光明。我們的抱負,崇高、純粹。

然而,和任何一支起點純潔的革命隊伍一樣,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們開始蛻變。我們還沒有接近到權力,就開始爛在權力的幻夢裡。爲了這個幻夢,有人攀附權貴,有人不擇手段,有人首鼠兩端。我們手上還沒有一官半職,就已經爭得頭破血流,相互傾軋踐踏。我在國內和在海外都有幸目睹甚至親歷了各種無中生有的造謠潑污,各種別有用心的抓特務,各種山頭勢不兩立、你死我活——尤其是大家都知道的風起雲湧、雞飛狗跳的去年。

我並不是政治潔癖者,我明白「水至清則無魚」。所以見到一些自吹自擂但不損及他人的操作,我可以莞爾一笑而過;遇到罵罵咧咧吵吵鬧鬧,不管有沒有牽涉到我有沒有針對我,我都從不理會。政治免不了骯髒是我們選擇政治前就有的常識和準備,你不髒別人髒,爲了達到政治目標和承諾過的責任,只有忍。

但是爲什麼去年我忍不下去了呢?爲什麼去年上演的一出接一出的熱鬧大戲,幾乎徹底倒掉了我的胃口,比我自己被造謠被攻擊的時候還要令我難受,還要令我感受到空前的心灰意冷呢?我後來反思,我想可能是因爲那些表演太誇張,吃相太難看,而且是一輪接一輪頻繁的高強度的作嘔——你就算要玩政治陰謀也來點紙牌屋那樣高智商的嘛——如果政治必須卑賤到這個地步才能「成功」,如此下流的政治,不是值得我獻身的政治。

有人就要說了,你小白兔啊?難道你不知道,獨裁政治也好民主政治也好,都是人鬥人、人玩人,沒有道德底線,可以犯罪,不可以犯錯,勝者爲王。想要玩政治,入門第一課就是要四體圓滑、八面玲瓏,會拍馬屁會放屁,吹牛撒謊的時候面不改色。

沒錯。說到底只要狠下心不要臉,有樣學樣,這也就是很簡單的一條路,爲什麼我接受不了?是我自己有問題嗎?是我不適合從政嗎? 我很困惑,很懷疑自己,所以前段時間我索性從政治活動當中半退休,想要先去想清楚這個問題:政治最髒能有多髒?我對這骯髒的承受度可以有多高?法王提到的兩種政治,它們的區別是涇渭分明的嗎?第二種美好的政治是不務實的空想嗎?它必然會墮落到第一種醜陋的政治現實的下場嗎?政治的惡是不可避免的嗎?政治必須不擇手段地玩弄權術嗎?

這就又回到了一個爭論了上千年的政治哲學問題:政治與道德有沒有關係?政治家是否需要政治道德?

首先,政治爲什麼骯髒?因爲政治集中了整個社會的最高權力、最大利益、最稀缺的資源、最難得的誘惑,既可以改變社會的運行,也可以極大化提升自身的處境。所以,無論理想主義者、功利主義者,還是投機的賭徒都蜂擁而至。於是呢,這個團體有最高尚的人,也有最齷齪的人,有最真誠的人,也有最虛僞的人。

我們知道各行各業都有職業道德和倫理,譬如醫生有醫德,律師有律師職業道德教育。但是政治這一行,從業人士基本靠自學。中國在經過七十年的思想禁錮以後,一方面受毛氏鬥爭哲學和帝王術的影響,崇尚厚黑無恥,另一方面類似中世紀後的啓蒙階段,慾望禁錮太久以後急於釋放,所以在嚮往獨立自由的同時,成爲篤信霍布斯慾望心理學的布爾喬亞。很多人認爲,人性既然是自私自利的,談道德就是僞善;評價政治人物的維度是勝敗不是道德,衹要成功,手段再下三濫也無所謂。

我承認政治本質上的確是權力和利益的分配,分配得不好看的時候,那就是權力的爭奪和利益的算計。但是,我們投身政治的目標是爲了力圖讓不公平的社會分配可以更公平呢,還是僅僅爲了我們自己也能在裏面分一杯羹呢?我們追求的是公正的政治秩序呢,還是無序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政治呢?

人性有惡,或許政治的惡不可避免。但人性也有善,我相信,好的政治,他的價值目標是正義,他的終極關懷是爲善。道與術,是好政治和壞政治的區別,也是政治家和政客的區別。

中國的儒家對政治家的要求是:修身,方可以平天下。西方的康德提出一個問題:人類社會究竟需要「道德的政治家」還是「政治的道德家」?「政治的道德家」野心勃勃,長袖善舞,一心博取個人的政治功名,可惜靈魂一旦出賣給魔鬼是贖買不回來的,惡之花結不出善之果,他們只會讓政治秩序更加混亂更加惡劣。而具備政治智慧和政治德行的「道德的政治家」堅守道義、原則和至善的理想,才是公共權力正當的代理者。

因爲——政治如果不以至善的追求爲基石,我們事業的道義基礎何在?權力的正當性何在?真理正義何在?

如果我們沉醉於權力的遊戲、資本的遊戲、權錢結合的遊戲,如果我們熱衷的手段是打擊異己、賄賂、洗腦、陷害、欺詐、報復…… 那麼同樣是玩弄公眾於股掌,我們和我們反對的中共政府,又有多大區別?

如果從政的目的僅僅是爲了自己攫取權力,爲此可以罔顧正義原則,這樣的政客是無法代表人民的,這樣的政客是不情願爲人民服務的,這樣的政客只會欺騙人民,這樣的政客組成的政治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政治,這樣的政治不是六四死難者爲之殉身的政治!

 

1989年,羅大佑寫了一首歌《闪亮的日子》,他在歌中唱到:

      我來唱一首歌 古老的那首歌
      我輕輕地唱    你慢慢地和
      是否你還記得 過去的夢想
      那充滿希望燦爛的歲月
      你我為了理想 歷盡了艱苦
      我們曾經哭泣 也曾共同歡笑
      但願你會記得 永遠地記著
      我們曾經擁有閃亮的日子

二十九年過去了,但願我們永遠記得,六四殉難者的夢想;但願我們永遠不忘,一九八九年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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