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 種 政 治

兩  種  政  治 2018年北京之春紐約六四紀念大會   補記:這段話講出來可能太沉重,但,愛之深,痛之切,才有責之重。讀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獻給為純潔夢想殉難的六四英烈,也獻給那些未泯初心默默耕耘的朝聖者。   我上一次在紐約參加活動是西藏基金會主辦的李察基爾和薩迦法王的一場對話,主題是《艰难时刻的智慧与慈悲》。法王作了許多睿智和發人深思的論述,其中有一段,激起我的共鳴最大。當時李察基爾代表其他提問者問法王:尼姑和尚涉足世俗的政治,是可以的嗎?法王回答說,那要看是哪一種政治,是爾虞我詐、爭權奪利、滿足私慾的政治呢,還是捍衛自由、造福與民的政治? 我就想到,1989年,我們都還年青,意氣風發,滿懷理想,奮不顧身。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在1989年第一次主動地、積極地、近距離地參與到現實政治。在當時,我們絕大多數人嚮往和追求的政治,當然是薩迦法王提到的第二種政治——是捍衛自由、營造公平、與民造福的政治。這樣美好的政治期許,不止在1989年,也是從人類有史以來就不斷激發一代又一代正義青年投身革命或者投效公職的原動力。我們因爲社會不公拍案而起;我們因爲嫉惡如仇揭竿而立。我們的動機,無私、光明。我們的抱負,崇高、純粹。 然而,和任何一支起點純潔的革命隊伍一樣,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們開始蛻變。我們還沒有接近到權力,就開始爛在權力的幻夢裡。爲了這個幻夢,有人攀附權貴,有人不擇手段,有人首鼠兩端。我們手上還沒有一官半職,就已經爭得頭破血流,相互傾軋踐踏。我在國內和在海外都有幸目睹甚至親歷了各種無中生有的造謠潑污,各種別有用心的抓特務,各種山頭勢不兩立、你死我活——尤其是大家都知道的風起雲湧、雞飛狗跳的去年。 我並不是政治潔癖者,我明白「水至清則無魚」。所以見到一些自吹自擂但不損及他人的操作,我可以莞爾一笑而過;遇到罵罵咧咧吵吵鬧鬧,不管有沒有牽涉到我有沒有針對我,我都從不理會。政治免不了骯髒是我們選擇政治前就有的常識和準備,你不髒別人髒,爲了達到政治目標和承諾過的責任,只有忍。 但是爲什麼去年我忍不下去了呢?爲什麼去年上演的一出接一出的熱鬧大戲,幾乎徹底倒掉了我的胃口,比我自己被造謠被攻擊的時候還要令我難受,還要令我感受到空前的心灰意冷呢?我後來反思,我想可能是因爲那些表演太誇張,吃相太難看,而且是一輪接一輪頻繁的高強度的作嘔——你就算要玩政治陰謀也來點紙牌屋那樣高智商的嘛——如果政治必須卑賤到這個地步才能「成功」,如此下流的政治,不是值得我獻身的政治。 有人就要說了,你小白兔啊?難道你不知道,獨裁政治也好民主政治也好,都是人鬥人、人玩人,沒有道德底線,可以犯罪,不可以犯錯,勝者爲王。想要玩政治,入門第一課就是要四體圓滑、八面玲瓏,會拍馬屁會放屁,吹牛撒謊的時候面不改色。 沒錯。說到底只要狠下心不要臉,有樣學樣,這也就是很簡單的一條路,爲什麼我接受不了?是我自己有問題嗎?是我不適合從政嗎? 我很困惑,很懷疑自己,所以前段時間我索性從政治活動當中半退休,想要先去想清楚這個問題:政治最髒能有多髒?我對這骯髒的承受度可以有多高?法王提到的兩種政治,它們的區別是涇渭分明的嗎?第二種美好的政治是不務實的空想嗎?它必然會墮落到第一種醜陋的政治現實的下場嗎?政治的惡是不可避免的嗎?政治必須不擇手段地玩弄權術嗎? 這就又回到了一個爭論了上千年的政治哲學問題:政治與道德有沒有關係?政治家是否需要政治道德? 首先,政治爲什麼骯髒?因爲政治集中了整個社會的最高權力、最大利益、最稀缺的資源、最難得的誘惑,既可以改變社會的運行,也可以極大化提升自身的處境。所以,無論理想主義者、功利主義者,還是投機的賭徒都蜂擁而至。於是呢,這個團體有最高尚的人,也有最齷齪的人,有最真誠的人,也有最虛僞的人。 我們知道各行各業都有職業道德和倫理,譬如醫生有醫德,律師有律師職業道德教育。但是政治這一行,從業人士基本靠自學。中國在經過七十年的思想禁錮以後,一方面受毛氏鬥爭哲學和帝王術的影響,崇尚厚黑無恥,另一方面類似中世紀後的啓蒙階段,慾望禁錮太久以後急於釋放,所以在嚮往獨立自由的同時,成爲篤信霍布斯慾望心理學的布爾喬亞。很多人認爲,人性既然是自私自利的,談道德就是僞善;評價政治人物的維度是勝敗不是道德,衹要成功,手段再下三濫也無所謂。 我承認政治本質上的確是權力和利益的分配,分配得不好看的時候,那就是權力的爭奪和利益的算計。但是,我們投身政治的目標是爲了力圖讓不公平的社會分配可以更公平呢,還是僅僅爲了我們自己也能在裏面分一杯羹呢?我們追求的是公正的政治秩序呢,還是無序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政治呢? 人性有惡,或許政治的惡不可避免。但人性也有善,我相信,好的政治,他的價值目標是正義,他的終極關懷是爲善。道與術,是好政治和壞政治的區別,也是政治家和政客的區別。 中國的儒家對政治家的要求是:修身,方可以平天下。西方的康德提出一個問題:人類社會究竟需要「道德的政治家」還是「政治的道德家」?「政治的道德家」野心勃勃,長袖善舞,一心博取個人的政治功名,可惜靈魂一旦出賣給魔鬼是贖買不回來的,惡之花結不出善之果,他們只會讓政治秩序更加混亂更加惡劣。而具備政治智慧和政治德行的「道德的政治家」堅守道義、原則和至善的理想,才是公共權力正當的代理者。 因爲——政治如果不以至善的追求爲基石,我們事業的道義基礎何在?權力的正當性何在?真理正義何在? 如果我們沉醉於權力的遊戲、資本的遊戲、權錢結合的遊戲,如果我們熱衷的手段是打擊異己、賄賂、洗腦、陷害、欺詐、報復…… 那麼同樣是玩弄公眾於股掌,我們和我們反對的中共政府,又有多大區別? 如果從政的目的僅僅是爲了自己攫取權力,爲此可以罔顧正義原則,這樣的政客是無法代表人民的,這樣的政客是不情願爲人民服務的,這樣的政客只會欺騙人民,這樣的政客組成的政治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政治,這樣的政治不是六四死難者爲之殉身的政治!   1989年,羅大佑寫了一首歌《闪亮的日子》,他在歌中唱到:       我來唱一首歌 古老的那首歌       我輕輕地唱    你慢慢地和       是否你還記得 過去的夢想       那充滿希望燦爛的歲月       你我為了理想 歷盡了艱苦       我們曾經哭泣 也曾共同歡笑       但願你會記得 永遠地記著       我們曾經擁有閃亮的日子 二十九年過去了,但願我們永遠記得,六四殉難者的夢想;但願我們永遠不忘,一九八九年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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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是獨裁者還是「民主憤青」?

  點擊上圖觀看視頻   蔣介石是獨裁者還是「民主憤青」? 戊戌清明追憶蔣公 雪 笠 · 2018年4月5日   以下視頻文稿 引:「民國38年大陸淪陷是蔣介石的奇恥大辱,但在我看來,這次失敗成就了一個政治家的成熟和擔當。因爲這樣的成熟,他再也沒有撂過挑子;因爲這樣的擔當,他才去背負了獨裁者的罵名。」   今天四月五日,是清明,也是蔣公的忌日。 蔣公的一生被他的敵人妖魔化,被誣爲獨夫民賊,好在現在越來越多的國人開始發掘出歷史真相,認識到他的歷史貢獻,尊稱他爲民族英雄。 我個人也親歷了這麼一個認識的轉折過程。我小時候家裏有兩位長輩有幸覲見過蔣公,一位是我爺爺,國民黨員、黃埔學生;一位是我舅爺,曾經參加青年軍,也曾經誤入歧途參加共產黨。我對蔣公的第一印象、跟蔣公最早的關聯來自我爺爺。我爺爺自從1949年被俘以後就閉口不談過去,但從我記事到他離世,他一輩子只留過一個髮型:中正頭。我是我爺爺最最寶貝的長孫,從小到大他都對我沒有過一句責罵,唯一的一次例外就是因爲蔣介石。那是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學校組織看了一部講延安保育院的電影《啊,搖籃》,回來以後爺爺問我今天看的什麼電影啊——我那時候不到六歲,雖然思想已經很「反動」了,我對蔣介石也還沒有什麼認識,而且這部電影是謝晉導演,用了很多濃眉大眼的小演員,當時感覺演的挺煽情的…… 我就跟着同學嘀咕了一句「蔣光頭欺負小孩子」—— 我爺爺臉色陡變,頓時大發雷霆。過去家裏再大的事我也從來沒有見他那麼大火氣,那是他一生當中唯一一次對我發火。就因爲他這頓火氣,我開始好奇:這位光頭是個怎樣神通廣大的人物,能讓我最親愛的爺爺,在那樣危險的政治環境中,幾十年不變地崇敬? 第二位有幸見過蔣公的是我舅爺。他年青的時候是西南聯大的學生,響應國府號召參加了青年軍,抗戰勝利後跟許多年輕幼稚的學生一樣聽信了共產黨的謠言,加入了共產黨。中共建政後他開始覺悟,公開批評斯大林和毛澤東,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關進牛棚二十多年,痛定思痛,最後在思想上回歸了民國。他當年作學生領袖請願的時候受到過蔣公的接見。我問他,你什麼印象?他說,蔣介石極具領袖魅力,令人崇敬、令人傾倒。我就很奇怪了——我爺爺國民黨,以校長爲榜樣也罷了,你當時還是個上當受騙的共產黨員,不是應該反蔣的嗎,怎麼見到蔣會傾倒呢?我後來研究民國史,讀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集,我才體會到,什麼樣的人格魅力,讓人折服,讓人傾倒。從我五歲跟着人亂叫蔣光頭到2002年春我特地到蔣公官邸立誓要繼承他的遺志,這個演變過程,我相信也是我們越來越多的國人對蔣介石從曲解到瞭解到理解到敬重的演變歷程。 這些年大陸流行一句話:小時候恨蔣介石,長大以後更加恨蔣介石—— 恨他什麼呢?恨他剿匪不力。蔣介石是一名極具悲劇色彩的英雄。他的成功和他的失敗,他的偉大和他的錯誤,總是難分難解地交織在一起。他的個性也相當矛盾和多元。他的軍事背景讓許多人以爲他只是一介武夫,其實他的學問和他的見識遠勝過無數「學者」。他的思想不但不守舊,而是前瞻,所以他不僅被中共妖魔化,也經常被西方和一部分民主人士誤解。   蔣介石的歷史貢獻,最爲人所知的是北伐和抗戰。北伐使中國達到基本統一的局面,爲現代中國的建設奠定了基礎;抗戰使中華民族免於淪亡,能自信地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從北伐開始蔣介石就致力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到抗戰勝利,中國因爲他的不屈不撓終於贏得了世界的尊敬,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獲得了平等之地位,並成爲聯合國五常,躋身世界四強。可以說,在當時極其艱難的內憂外患的環境下,蔣公領導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從被列強隨意欺侮,達到了統一、獨立、平等和尊嚴。這是他在民族主義方面的貢獻。 民生方面,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在北伐成功後不僅償還了歷屆北京政府欠下的巨額外債,還締造了經濟高速發展的黃金十年,到臺灣以後又將臺灣打造成亞洲四小龍,同時還建立了相當完備的福利系統。我們可以想見,假設沒有日本入侵和中共亂政,中國的經濟騰飛哪裏需要等到今天! 文化方面,蔣介石極其重視教育。抗戰期間政府在喪失了大部分富裕地區的稅收同時軍費高漲的情況下,仍然堅持義務教育,不收一分錢學費,因爲他相信我們國家的前途就在於要造就自尊自信的「新一輩國民」。他在大陸發起過的新文化運動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言必談的公民教育,因爲他瞭解,要有相當的國民素質基礎,才能保障高品質的民主。文革期間他又在臺灣發起復興中華文化運動,保存了我們民族文化的香火血脈。 但是他最大的貢獻,也是最少被人提起的貢獻,是他爲中國施行憲政所做的不懈的努力。 今天,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在瞭解到歷史真相,瞭解到蔣公對中國乃至對世界的貢獻以後,都不會否認蔣中正是我們民族足以自豪的英雄。不過大多數人對蔣介石的認知都還是侷限於蔣的民族主義,對他的尊重也是基於民族主義的感情。但我一直有兩個個人研究或者說觀點,我覺得評論家和研究者通常容易忽視的,我認爲:第一,蔣介石的確是一位忠義愛國的民族主義者,但他從來不是一位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具備相當開闊甚至超前的國際觀(這個我以後專文或另開話題再談);第二,蔣介石不止是民族主義者,他還是民主主義者,一輩子爲中國尋求憲政民主,甚至,我說句不夠恭敬的話,他一度是一名「民主憤青」。   這句話說出來,一定超乎許多人的想像。 去年春節我們在紐約辦了一場邀請藏人共同聯歡的晚會,會上我和達賴喇嘛尊者駐北美代表處的華人聯絡事務官貢噶扎西一起主持了兩場知識競賽,一場是關於西藏文化的,一場是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其中我問了一個問題,我在這裏也順便考一下大家。這個問題是: 某位國民黨領袖爲了選舉事宜曾寫信給中央黨部祕書長,要求黨員明瞭「今後本黨與其他黨處於平等地位」,並深切體會民主體制之真正涵義。—— 請問這位領袖爲何人? 我們提示了幾個選擇,答案A是孫中山在1912年,答案B是宋教仁在1913年,答案C是蔣介石在1947年,答案D是蔣經國在1987年,答案E是李登輝在1990年。 這道題,現場幾乎所有人都答李登輝或者蔣經國,沒有一個人想到正確答案是蔣介石。除了一位年青的藏人朋友—我當時覺得好難得啊,我就表揚他,結果他說他也是聽到前面答案都錯了才蒙對的蔣介石。問題是我們其他漢人連蒙都沒有蒙蔣介石啊,可見我們對蔣的認識有多麼欠缺,對他的偏見有多麼根深蒂固。 這封信是1947年蔣介石親自寫給中央黨部祕書長吳鐵城的。當時共軍虎視眈眈,內戰一觸即發,但是蔣介石這個「民主憤青」,急於恢復被日本入侵中斷的民主進程,急於兌現國民黨訓政以後要還政於民的承諾,急於實現國父憲政中國的理想,抗戰剛剛勝利,他就在1946年召開了制憲國大,開始行憲,1947年進行了首次國大代表直選,1948年首次立法委員直選。除了制憲行憲的決策,他還親力親爲做了許多具體的事去克服阻礙、去積極地推動憲政進程。 我可以舉幾個例子。 第一件,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國民黨主張的是抗戰前幾經修訂的五五憲草,而民社黨張君勱執筆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與孫文的五權憲法理論有些距離,在國民黨內引起了很大反彈。一讀期間,國民黨籍的國大代表,因爲畢竟是大黨佔多數,很快就把它改回了五五憲草的式樣。民社黨當然就不開心了,要離席抗議。這時候,是蔣介石勸說國民黨代表相忍爲國,尊重少數黨派的意見,恢復爲政協憲草。要知道蔣公是非常尊敬國父的,他能作出這樣的讓步,實在不容易。最後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和五五憲草在體制上孰優孰劣,見仁見智,但有一點明顯的區別是四六憲法大大限制了總統的權力,所以胡適才會說,這是一部比美國憲法還要民主的憲法。 第二件,也就是蔣介石寫前面那封信的國大代表直選期間,鬧出了棺材上書的故事。爲什麼呢?我們都知道國民黨雖然是個臃腫鬆散的組織,畢竟是創建中華民國的大黨、訓政黨、領導抗戰勝利並作出了絕大犧牲的黨,她在民間的聲望和影響力是首屈一指的,真正要民選的話,青年黨因爲抗戰立了許多功,在四川也有多年的經營,還有點希望,民社黨可能一個名額都拿不到。這時候蔣介石又一次相忍爲國,指示國民黨黨中央嚴令那些由選民聯署當選的國民黨代表退選,將名額讓給青年黨和民社黨。這些國民黨代表當然不樂意了,嘿,我民選的呢,你憑什麼要我退啊,你有黨紀,我有國法,這些黨員就決定要維權。其中有一位連國民黨員都不是,只是因爲跟三青團沾了一點邊,他明明得了五萬票卻不得不把名額讓給一個只有16票的民社黨員,這怎麼能服氣呀,這位最後是氣得擡着棺材到南京上訪。所以接下來的立法委員直選,國民黨就汲取教訓,索性一開始就規定好,未經本黨提名不得自行參選,這樣來強行補足青年黨和社民黨要求的名額。可是這不是違憲操縱選舉嗎?爲什麼?就爲了一片苦心要擡舉少數黨來達到憲政的平衡。當時司徒雷登都看不下去了,認爲「兩個少數黨爭權奪利超過許多國民黨人士」,建議「延期選舉」。有人說四七行憲是美國人的壓力,這是不對的,具體我以後專文分析。總之美國人都建議延期選舉啊,沒有任何壓力啊,然而我們的「民主憤青」蔣介石還是否決了這個建議,他說,「舉行選舉是走向憲政的必要步驟」。 第三件,48年的總統選舉。抗戰勝利以後蔣委員長的聲望如日中天,他當選第一屆民選總統毫無懸念。李宗仁呢有意競選副總統並且寫信給胡適建議胡適參選大總統。蔣介石知道以後在當天的日記裏面寫,李宗仁這個用心這個權術他看得很明白,但反而很安慰,因爲他認爲由胡適來任總統,可以緩和各方面矛盾,而且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背景的總統更有機會在美國民主黨政府那裏爲中國獲取美援。中國當時非常需要美援。因此爲了救國的出路,他決意退讓,不參選總統,而是以參謀長的身份專心剿共,或者以行政院長的身份輔佐胡適。他請人傳話給胡適,胡適先是推辭,後來幾經勸說,勉強同意了。胡適一接受,蔣介石馬上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提出來,最好由本黨推舉一位黨外人士候選總統,並且建議了五個條件,這五個條件簡直就是爲胡適量身定做的。但是他遭到了一致反對——「什麼都可以服從總裁,就這一件事不能服從。」他雖然是總裁,作爲國民黨員他也必須服從黨的決議,他後來請胡適吃飯致歉,建議胡適自己組黨,胡適安慰他說,黨員敢於反對總裁,這是好現象。 第一屆民選總統,這是無上的殊榮,蔣公也當之無愧,HE EARNED IT.但是他爲了中國的前途考慮都寧願辭讓,這不是一個夢想「獨裁者」做得出來的。當然,他的敵人又攻擊他是虛情假意。但其實他只要參選他鐵定會贏,他不參選胡適才有機會,他沒有必要虛情假意。而且,從蔣的生平和性格來看,他一輩子以國家爲重,個人權力慾望確實不大。   說到這裏有人就要問了:蔣介石在大陸曾經長期掌握軍政大權,到了臺灣又連任幾屆總統,怎麼可能權力慾望不大呢? 這就要回顧和剖析一下蔣的性格。 蔣介石很年青的時候就加入了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每次作戰他都是身先士卒,生死置之度外;但是每次革命一成功,他就撂挑子,動不動就辭職不幹,要回老家侍奉母親。而且他鬧辭職不是因爲職場不順利,他早就獲得了孫文的特別器重。但是他就是說走就走,孫文也拿他很頭疼,說蔣介石這個人心高氣傲、桀驁不馴,經常就是留張紙條,未經批准,就掛冠而去了,連孫文親自發電報寫手諭也召不回來。有人說蔣介石辭職是因爲跟陳炯明合不來,其實他跟陳私交挺好的,1922年陳炯明準備叛變前向孫文辭去了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省長,孫文照準;蔣介石還想不通,跑去找孫文說情,當然沒說成功啦,一氣之下也辭職了,他要跟陳炯明同患難。過了兩個月,孫文在永豐艦遇險的時候,蔣介石正以爲自己在跟陳炯明共患難呢,正在家賦閒,他一接到孫的信就寫了份遺囑,把家產分給兩個兒子,然後冒死到廣州去護衛孫文四十多天。但是孫文一脫險沒過多久,蔣介石就又辭職回家了。這才立了救命的功勞,正是青雲直上的機會啊,他就這麼毫不可惜地扔掉了。假使一個人權力慾望很大……一個積極上進的青年不可以這樣子的嘛對不對?蔣介石偏就這樣,一不樂意或者一有家事就辭職,辭了十幾次,直到1925年孫文逝世,他自覺到有甩不掉的責任在身了,要完成北伐,完成國父的遺志,才沒有再開過小差。 但是即便在他掌握中國最高權力以後,每次遇到內鬥,他就又以大局爲重,通電下野。第一次下野1927年,明明是他高瞻遠矚果斷清黨,但爲了爭取汪精衛,他在清黨前就給汪精衛承諾支持汪精衛來主持黨務,所以汪精衛分共以後提出來要做老大,要蔣介石下野,蔣介石就辭職去國了。第二次下野1931年,又是因爲蔣介石跟胡適一起「民主憤青」,他認爲中原大戰以後中國已經基本統一,可以召開國民大會,制訂一部在憲法頒佈前、在訓政期間可以臨時用的約法了。但是胡漢民認爲從訓政到憲政的程序上不可以躍進,以違背孫文遺教爲由堅決反對。簡單地講,胡漢民主張訓政期間要黨治,蔣介石主張訓政期間要法治。這一場爭執,又被汪精衛和桂系利用,鬧到蔣介石第二次下野。第三次下野1949年,他讓位李宗仁去跟中共和談。有人說他三次下野和復出是以退爲進,有這個可能,不過他每次下野都是禮讓,每次復出都是國難當頭大家發現沒有他不行了才又把他請回來。演戲的可能不大,而且風險太高。我感覺他這個下野跟他的性格還是有關係,有負氣和從前那種撂挑子的成分。尤其最後一次下野,在大陸的最後一年,除了佈局撤退臺灣,我感覺他是比較消極的,有一點自暴自棄——他把時局看得很清楚,李宗仁想做什麼他很清楚,有什麼災難性的結果他也很清楚,但是沒有人聽他的,他無力回天——這一次是直到大陸淪陷的最後關頭他才打起精神來。 爲什麼蔣介石總是辭職再復職,下野再復出呢。我認爲這體現了他性格中的一對矛盾——「厭世心」和「責任心」之間的掙扎貫穿了他的一生。蔣介石年青的時候在日記裏面寫:世界何其骯髒,政治何其骯髒,他想放下一切出家當和尚。另一方面,他性格中最突出的又是他的責任心和他的意志力,所以每次他被需要,每當有責任召喚,他就會回來承擔。 民國38年大陸淪陷是蔣介石的奇恥大辱,但在我看來,這次失敗成就了一個政治家的成熟和擔當。因爲這樣的成熟,他再也沒有撂過挑子;因爲這樣的擔當,他才去背負了獨裁者的罵名。 蔣介石年青時對自己的期許是做豪傑;中年以後開始以聖賢的標準要求自己。這是我們敬重他的地方,但他的這個追求,也很可能是他從412清黨時候的殺伐決斷變得優柔寡斷起來、以致「剿匪不力」的原因。譬如,有不少人就批評他在重慶談判的時候,堅決不允許部下暗殺毛澤東,導致毛魔荼毒中國至今。 蔣介石不是沒預見到毛會荼毒中國,他一向非常有遠見,他很早就洞悉了蘇聯所謂共產主義的真相,很早就預見到日本的全面入侵,他也早就估到中共會利用抗日戰爭自肥、壯大,但是在「不抗日則亡國」和「抗日則亡黨」之間,他選擇了後者;在「軍政以確保剿共」和「憲政以還政於民」之間,他又選擇了後者。他的選擇是對是錯,我沒有答案;我也不知道蔣公有沒有後悔,我只知道他做任何選擇,都從來沒有放棄憲政中國的最終目標。 但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不能做聖母,不能夠因爲要成就自己聖人的聲名就愛惜羽毛,而是既要把握好原則的堅持,也要有爲選擇正確的路而不惜背負天下罵名的擔當。這或許就是政治領袖和精神領袖的區別所在。我想也是爲什麼,蔣公在1949年後痛定思痛,汲取大陸教訓,不惜背負獨裁者的罵名,凍憲戒嚴、連任總統、集中權力,以確保臺灣不被中共滲透、確保臺灣成爲中華民國反攻和復興的基地。終於,在蔣經國任上,至少在臺灣模範省,完成了中華民族百年憲政夢想。   不過呢,雖然現在大家都盛讚蔣經國開放民主,但談到兩蔣之間的政治傳承,談到蔣經國繼承蔣介石的權力——儘管中間隔了一個嚴家淦——這件事一直都有父死子繼的詬病,也總是被作爲「蔣家王朝」「獨裁」的一個佐證。老實說我也有點腹誹:雖然民主國家也有政治世家,譬如布什家族克林頓家族——我們總不能禁止有政治抱負和能力的家庭成員從政嘛——但是這樣授人口柄,總是不智,總是不完美。 其實蔣介石跟蔣經國早年的關係不怎麼好,甚至有謠傳經國也不是蔣公的親生兒子。不管是不是親生兒子,蔣介石理想的接班人都不是蔣經國,而是陳誠。之前立的遺囑也是交班陳誠。可惜陳誠死得太早。蔣介石自己也感嘆過,他的好學生不是戰死了就是被俘了或者病故了。剩下的,或者能力不夠,或者資歷不夠。像嚴家淦很能幹,但黨內資歷太淺不能服衆,黨內這麼多派系他搞不定的。而蔣經國這麼多年確實證明了自己全方位的能力,公平而論,他積累的政治實力並不僅僅因爲他是蔣介石的兒子。 我發蒙的時候,讀過一個春秋故事,給我印象很深:晉平公問祁黃羊,南陽沒有令,誰去做合適呢?祁黃羊推薦解狐。晉平公就很奇怪,因爲這兩家關係很複雜,當年祁黃羊的爸爸錯手殺了解狐的爸爸,解狐又下毒殺了祁黃羊的爸爸… 爲什麼祁黃羊還要推薦自己的殺父仇人呢?祁黃羊說,你問我誰合適,又沒問誰是我仇人。又一次,晉平公再問祁黃羊,誰適合做尉呢?祁黃羊推薦祁午。晉平公又奇怪了,祁午不是你自己兒子嗎?祁黃羊說,你問我誰合適,又沒問誰是我兒子。這個故事後來成爲一段大公無私的佳話——舉賢不避仇,舉賢不避親。說到這裏,我想請問大家,有誰能說蔣經國不賢呢? 另一方面,蔣介石傳承給蔣經國的不僅僅是權力,更重要的是理想;蔣經國也沒有辜負他的期望,至少在臺灣實現了這一理想。許多民主人士都盛讚蔣經國主動結束專制開放民主,其實開放民主一直就是蔣介石設定的目標,在大陸不幸失敗了,在臺灣終於在蔣經國任上得以開花結果。 我的義父康國雄,曾經被污衊爲「蔣介石的乾兒子」,九十年代他去臺灣拜謁蔣公的陵寢,他問臺灣人更敬佩老蔣還是小蔣。那個時候,(今天可能不同了),那個時候他得到的大多數答案是「老蔣。因爲小蔣的成就都還是基於老蔣設定的目標和打下的基礎。」 蔣介石打下了哪些基礎呢?除了從大陸帶去的中華民國憲法和憲政體制,他在臺灣進行的土地改革是中國幾千年來最成功的土地改革,沒有流血,沒有不公不義;他治理臺灣期間又一次創造了他在大陸創造過的經濟奇跡,遷臺十幾年臺灣就進入了小康社會,從日本的輸血管一躍成爲亞洲四小龍,這也使得蔣經國後來有本錢進行十大建設。這些藏富於民的舉措是臺灣順利開放民主的經濟基礎。臺灣的民主改革也不是從小蔣才開始。老蔣總統除了限制共產主義和臺灣獨立,控制中央權力以維繫中華民國正統以外,剛剛遷臺風雨飄搖的1950年就推動地方自治和實現了基層的民主選舉,並且從小學就開始推行各種民主選舉的教育。老實說,蔣介石如果真想獨裁,臺灣這麼小個島,要學金日成那個式樣的獨裁應該是輕輕鬆鬆。他何苦費心費力搞什麼訓政,每天去教老百姓孫文的《民權初步》? 他孜孜不倦地這麼做,就是因爲他從來沒有忘記國民黨要還政於民的承諾。 他曾經對魏德邁將軍說:如果我去世時仍然是一個獨裁者,我必定和所有獨裁者一起爲後人遺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確實穩定的基礎,我將永遠活在中國每個家中。 我相信,儘管蔣介石並非完人,他的一生經得起任何歷史學家最嚴苛的拷問;我也相信,他的遺志會在中國的整個領土上實現,他會永遠活在中國的每一個家中。   蔣公過世,恰好是清明,九州共哀,天下同泣。 年年清明年年雨。每到清明,我一定要祭奠蔣公。經常就有人問我,你爲什麼對蔣介石評價這麼高,爲什麼這麼敬佩他? 我對蔣介石評價這麼高,當然是因爲我在前面介紹的他的品格、他的貢獻。但在我心目中,蔣介石的形象比其他包括國父在內的偉人都還要來得親切的原因,恰恰因爲他不是完人,而是作爲一個有血有肉的凡人、一個有缺陷有弱點的凡人,對盡美和盡善,孜孜不倦、一步一印的追求,正所謂「擇善固執」;我最最欽佩蔣介石的,也還不是他的豐功偉績、雄才大略和遠見卓識,而是他對責任一經認領就負責到底的態度、他的頑固、他到死也不放棄的意志。 我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生很有動力的人,所以我跟我的同仁們說,你們每次看到我想要偷懶想要遁隱,就拿蔣公來作我的鞭策。我看得入眼的名人偉人極其稀少,但是我要說,蔣中正是我的人生榜樣。 記得2003年宋美齡逝世的消息傳出來,很多人都到網上表達對蔣夫人的哀思,對蔣總統和對中華民國的懷念。有人很悲痛很絕望地寫道: 「可惜蔣公已經過世了,我們怎麼辦?!」 我是這麼回復他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是蔣中正。」 今天,我想再用這句話,同每一位有志於復興中華民國、有志於重建憲政中國的同仁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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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笠談民國》宋氏三姊妹和女權主義(上):革命基督徒宋耀如和未來總統夫人宋靄齡

    內容提要 —— 三個美麗女子,「一個愛錢一個愛權一個愛國」?抑或是「一個資本主義,一個共產主義,一個三民主義」? 什麼樣的父母,什麼樣的家教成就了宋氏三姊妹的傑出?宋耀如有貢獻於中國哪兩大革命?華人不得入內的規定是怎樣廢除的?美貨代理商爲何抵制美貨?買辦們是賣國奴才還是護國先鋒? 誰是宋家掌門?宋靄齡PK蔣介石,誰會贏?排華法案和佩奇法,宋靄齡人生第一次挫折?宋氏三姊妹中誰最早對話美國總統?誰最先戴上總統夫人桂冠?誰又最知足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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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走出迷思,中華民國將浴火重生

兩岸走出迷思,中華民國將浴火重生 —— 大華府地區三民主義大同盟紀念國父孫文151誕辰座談會 雪  笠 (湛 藍 空 氣) 2017.11.11   諸位前輩和先進早安!今天我特別榮幸,承蒙諸位的垂青,能在這裏同大家一起緬懷國父一生的奮鬥,探討三民主義和中華民國的未來,真的是非常感激! 大家對我可能還比較陌生,不過對於大陸的民國熱,相信多少都有些耳聞了。今天我就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大陸三民主義青年的成長,然後談談在目前中華民國被「圍剿」的情勢下,我所感受到的兩岸三民主義者分別存在的迷思,並分享我對於如何走出這迷思、迎接中華民國浴火重生的一點思考。 我在其他場合曾經大致介紹過大陸民國熱興起和發展的歷程以及民國憲政派的主張,這幾個發言都有收錄在我的個人博客(http://freeair.space/publication),有興趣深入瞭解的朋友可以找出來看看。今天時間有限,這部分我就總結性地回顧幾句: 我是2002年立誓從事這項工作的。2003年受惠於辛灝年老師《誰是新中國》這本書在大陸的流傳,我們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集結起來。爲了能在大陸的高壓下也得以傳播三民主義的理念,我的設計是先通過文化運動再來推動政治運動,也就是先推動民國歷史還原,再推動民國文化復興,最終發起民國憲政運動——因爲我們相信,恢復中華民國、重歸1947年的憲政之路是未來中國轉型最便捷、最平穩、成本最低,也最切實可行的方案。我們自稱民國憲政派。 我們和您們三十年來熟知的一部分民運人士有什麼不一樣呢?我們是三民主義者。我們的傳承不是來自中共體制內改革派也不是來自民盟的公知,我們直接繼承的是國父的三民主義思想,接棒的是蔣公力行實踐的精神。我們真正是中國國民黨的「子弟」。 然而歷史弔詭就弔詭在,恰恰我們這代人成長起來的時間,最願意爲「反共復國」赴死的時間,我們視爲依靠的復興基地、我們視爲親人的在臺灣的三民主義者遭遇到了最大的挫折,這個挫折甚至大過大陸淪陷的挫折。 2004年藍營選敗的第二天我就大病一場,莫名其妙地,可能因爲我潛意識裡已經預感到,陳水扁繼續執政下去,臺灣社會結構的變化已經不可避免——這個變化對於臺灣是福是禍,臺灣人比我更清楚;對於大陸淪陷區,意味的就是……復興基地漸行漸遠。 實際上這個結果在臺灣民主化那一天就註定了。 兩岸都有許多小清新的知識分子責備蔣公「獨裁」。事實上,蔣公非但不是獨裁者,而且是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他一心要實現國父從軍政經訓政到憲政的理想,在外戰剛剛勝利、內戰一觸即發,應該軍政的情況下他都急不可耐地步入了憲政,爲什麼到了臺灣要戒嚴和凍憲這麼多年呢?爲什麼在全力建設臺灣的同時沒有全方位開放民主化呢? 除了汲取在大陸的教訓,應對中共的滲透,我想可能還有一個深層的原因——他應該很清楚:人性都是自私的,臺灣一旦在整個中國民主化之前就全面民主化,普通的臺灣民衆就很難再關心大陸人民的福禍了,臺灣也就再難繼續作爲光復大陸的基地。 大陸的三民主義者早些年對臺灣、對國民黨抱有非常高的期望。我那時候是給他們潑冷水的。我說,你們想要國民黨中央做的事情,中央哪怕有心也未必有條件做了,何況他們現在的心思都不得不耗費在臺灣的選戰上——大陸的事情我們必須要自己努力。 過了幾年,這些朋友們,南望王師,朝盼夕盼,一年一年又一年,王師還是沒上岸…… 他們開始絕望,也有很多怨言。許多人問我,你跟我們說民運早期都是國民黨大力扶持的,你也轉述過紐約三民主義大同盟李勇前輩講的幾個故事,解釋爲什麼民運中有些人有些言行引起了國民黨的反感…… 國民黨不喜歡那些人可以理解,我們也不喜歡他們。但爲什麼黨部對我們這樣「根正苗藍」的「大陸國民黨」(註:非「民革」)也「不聞不問」呢?是害怕共產黨嗎?國民黨黨產沒了沒辦法資助我們我們也理解,但爲什麼要去跟中共推杯換盞呢?爲什麼不積極「光復大陸」了呢? 我跟他們說,這些或許只是我們看到的表面現象,要考慮到國民黨有許多難處,其中最核心的一點就是——臺灣民主化以後,國民黨首當其衝的任務就不再是光復大陸,而是要贏得臺灣的選舉;爲了贏取選舉,國民黨要服務和迎合的首要對象是兩千三百萬臺灣選民,因此不得不選擇臺灣優先。這樣一個我們無可奈何的苦澀現實,與其責備,不如體諒。 我前面描述的就是大陸三民主義者中常見的一個迷思:從南望王師到王師總是不上岸的心理落差,從一味依賴到徹底絕望,從不切實際的期望到索性放棄尋求結盟。怨恨,因爲期待不能得到滿足而產生的怨恨——這仍然是一種不夠自信不夠獨立的依賴心理。 同樣的,臺灣民主化以後臺灣優先的現實、紅綠的夾擊,也逼迫臺灣藍營出現了兩頭分化的傾向,一頭是本土化,一頭是紅統,中間則是像在座諸位一樣堅守國父遺志的正藍。我還注意到更加複雜的一個現象:在堅守正藍打擊紅統打擊藍皮綠骨的兩側,也同時出現了打擊擴大化。 關於紅統、關於許多藍營被臺獨逼紅的心路,我有過一篇發言專門分析。我個人是比較諒解他們——除了丟棄青天白日全心去擁護五星紅旗的人我會歸爲紅統以外,其餘人,只要還忠實於中華民國,對中共認識上的一些誤差我相信都還有機會糾正。 至於本土化,本土化本身沒有錯,但是一味本土化是沒有前途的。國民黨再本土化,能比民進黨和時代力量更本土化嗎?中國國民黨的根在大陸,中華民國的根在大陸。哪怕現在回不去,將來總是要回去的!回去才有生存和壯大的希望! 我2002年就誇過一個海口,假如我可以在大陸發展國民黨員,我相信一定會超過中共黨員的數目。我現在還敢打這個賭。國民黨在大陸的基礎可能是你們想像不到的好,所以臺灣的三民主義者沒有必要因爲臺灣的一點挫折就氣餒,大陸的三民主義者也沒有必要因爲「臺灣黨部不管我們」就哀怨。兩岸都需要走出迷思。大陸三民主義者要調整心態。第一要自信自立自強,第二要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諒解臺灣同志的艱難。無論現在有怎樣的障礙和不便使得我們必須各自努力,兩岸的三民主義者既然最終目標一致,總是要走到一起的,我們期待未來的合流。對於臺灣,我也冒昧提呈幾句建言:大陸要調整的是心態,臺灣要調整的是策略。第一須重振黨魂。凝聚黨魂和吸引選票的目標受衆不同,所以不用擔心三民主義「不合時宜」,三民主義放之四海皆準,不可能不合時宜,有「不合時宜」那也是宣傳方法「不合時宜」。第二須團結一致,在反對所謂紅統和所謂藍皮綠骨的同時注意不擴大化,避免傷及無辜同志。第三要高度警醒,抵禦中共無孔不入的統戰心戰,同時也不妨嘗試用三民主義去「統」或者說去影響中共內尚存良知的幹部。當然我們都知道中共玩統戰更厲害,所以這個反統戰的技巧還需要研究。第四,最重要的一點,須未雨綢繆,經營大陸。如何經營呢,我這裏說的不是到大陸去經商,而是經營大陸的十幾億民心。大陸民國派恰好在中華民國在臺灣遇到最嚴重挑戰和危機的時刻蓬勃發展起來,或許不是時機不巧,而是時機正好。國民黨可以同大陸民國派「靈活」地合作,可以利用自身的條件去推動大陸的進步,我們可以設計許多溫和的漸進的方案,不一定就會與中共發生立刻的激烈的正面衝突。如果國民黨官方不方便出面,也可以交由民間。我認爲這也可以算是某一種形式的由非執政黨推行的「訓政」,一種「訓政」的嘗試。 有人可能要問,中華民國回大陸,還要等多久?我不會算命,我算不出中共的獨裁哪天垮臺。我只會爲那一天做好我能做到的所有準備。我們的準備越周全,社會動盪的規模越小,民衆受苦越少,中華民國順利光復的預期越大。 當然,讓我們祈求國父在天英靈保佑我們儘早成功,最好成功就在眼前! 最後我要再向三民主義大同盟致敬!我九十年代末在大陸上網就知道有一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就心嚮往之。我們出生在淪陷區的民國派能走到今天、我們對三民主義能有今天的認識,離不開您們對中華民國的守護、對三民主義的忠誠、對國父精神的傳承。請允許我代表大陸同仁,感謝您們多年以來的堅持不懈!   首發《縱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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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六四應當摒棄傲慢的菁英心態——對六四紀念的三點反思和建議(二)

  對六四紀念的三點反思和建議—— (二)紀念六四應當摒棄傲慢的菁英心態 雪 笠 2017.06   年年紀念六四反思六四,今年我就談幾點對紀念六四的反思和建議吧—— 第一、紀念六四應當強調八九運動是全民運動; 第二、紀念六四應當摒棄傲慢的菁英心態; 第三、紀念六四應當溯及本初。   二、紀念六四,應當摒棄傲慢的菁英心態。   講這一條,是特別為了悼念今年逝世的余志堅先生。 不要誤會我,基本上我是支持菁英民主政治,警惕民粹政治的。但是我要問一句:誰是菁英?誰稱得上菁英? 菁英一詞來自英文ELITE,早期的菁英主義是用身份、財產、地位來作爲衡量標準,這時候的菁英政治就等同於寡頭政治。後來發展到菁英民主以後,菁英的涵義再延伸到具備相當「知識」、「技能」、「天賦」的群體。姑且不論辭典上對菁英如何定義,我們支持菁英政治的基礎理由應當是:菁英比大衆具備更強的政治決策和管理能力,更高瞻遠矚。 然而事實上,在一個權力壟斷、機會不平等的社會,菁英是怎樣養成的呢? 在體制內,誰是菁英,誰不是菁英,是由地位高低決定的,而地位的高低未必跟能力成正比。體制外呢,菁英與否是由其透過媒體的影響大小決定的,至於知識廣度、思想深度和成熟度,並不起多大作用。我們哪怕看西媒也是如此 — 尤其從去年美國大選的左右互博 — 可以看到:影響大的,自命菁英的,未必是真知灼見的。我們異議群體更如斯,尤其是中國的異議群體囿於客觀限制,更難得有機會檢驗自己實際的民意基礎和實際的政治操盤能力。 換言之,體制內衡量菁英的標準是體制的重視程度;體制外衡量菁英的標準是媒體的重視程度。因此體制內外都往往是掌握權力、掌握資源、掌握話語權者成爲「菁英」,話語權匱乏者就只能是「草根」了。 可是,如果我們比別人多一點資源,多一點名氣,多一點話語權,我們就一定是菁英,就一定正確,就一定比別人更有思想,更有遠見嗎? 我上小學的時候,還是八十年代初,家裏請過一個從附近農村來的木匠做傢俱。完工結帳的時候,他是怎麼數我媽媽付給他的工資的呢?這位狡黠的木匠慢騰騰地將紙幣一張一張地舉到燈泡面前,「一個豬腦殼」,「兩個豬腦殼」,「三個豬腦殼」…… 我小時候就知道老毛不是個好東西,但是這麼明目張膽地譏諷和侮辱毛大神,還是嚇了我一跳。有些人總愛嘲笑中國農民有多愚昧。我要說,這位農民木匠比當時許多自以爲是的知識分子都要高明,我願意尊稱他一聲「啓蒙老師」! 這個木匠還單單是有勇氣講出來,就已經令我耳目一新了。湖南三壯士在天安門那驚天一擲,在我心中,那是比得上高漸離擲築、荊軻刺秦! 在決心去做大戰風車的唐吉訶德之前,他們也試過求見學運高層,試過遞建議書,試過投稿廣播站。儘管廣場上一片沸騰的民主氣氛,余志堅後來感嘆:「我們這樣的外省草根,根本插不上話」。 余志堅和喻東嶽都受過高等教育,至少稱得上小知識分子吧,他們的政治思維比當时許多大知識份子都超前,可是到了北京,到了權力的中樞,哪怕是遇到代表民主力量的權力中樞,他們也還是沒人理睬的「草根」。 菁英心態是什麼?自以爲壟斷宇宙真理的傲慢。廣場上只有一個廣播站,壟斷了最響亮的話語權。傲慢的菁英心態,使得三壯士的話語得不到聲張,只好用最危險的行爲藝術的方式來呈現。 當絕大多數自命不凡的熊孩子還在天真爛漫地向黨媽媽撒嬌賣萌,爲了喚醒他們,三壯士將自己年青鮮活的生命擲向了森嚴的神壇。 同樣的,更加草根的「六四暴徒」本着樸素的正義感在最危險的時候作出了在許多人看來是衝動冒失的一博。 一定會有人責備他們不夠冷靜。但是,一個民族如果只剩下冷靜,只剩下理性,沒有了血性,那和一具蒼白的乾屍、一架精於算計的機器又有什麼兩樣呢! 所以今天我要大聲疾呼:湖南三壯士才是天安門廣場上最最清醒的人!六四「暴徒」才是一九八九年最最勇敢的人! 我曾經在其他場合也說過這句話,當時有人善意地指出,這些人雖然「可憐」,他們今天的言行卻並不都「盡如人意」,並「不好相處」。沒有人能盡善盡美,我不是不能想見。但我還是要說,在一九八九年那樣的年代,不存在血卡,不存在政庇移民的前景,他們做出那樣的義無反顧,不可能有任何私心,不可能有任何求名求利的動機。無論今天他們是什麼樣的人,當年他們都是當之無愧的英雄! 尤其「六四暴徒」, 死者,死於良心,死於熱血,令我們這些生者羞愧;倖存者,在長期被遺忘被忽略以後終於逐漸得到一些關注,但他們得到的關注還遠遠不夠,與他們的犧牲、他們的價值,還遠遠不成正比。 在這一個紀念日,我要特別向他們致敬。這些「草根英雄」。 同時,在今天這樣一個信息時代,我們更要警醒自己傲慢的「菁英心態」。我們常常自詡「知識份子」。何謂「知識份子」?我們不過可能在某些領域多一點點知識,而在其他領域的知識遠遠不及「屠狗輩」們。何況在互聯網興起後,獲取知識的門檻已經大大降低,一個自學能力強的人不需要上大學、進名校也完全可以比名校畢業的高學位人士學到更多知識(雖然未必有條件獲取更多資源)。我們何德何能自以爲掌握了宇宙真理呢?去年美國大選已經讓我們目睹了「菁英傲慢」的失敗,但同時崛起的,不應當是民粹主義,而應當是不恥下問的、願意深入聆聽社會其他階層聲音的、不傲慢的、「非自以爲是的菁英主義」。   (基於在2017.06.06 大紐約地區紀念六四28週年大會上的發言展開,待續)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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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六四應當強調八九運動是全民運動—— 對六四紀念的三點反思和建議(一)

  對六四紀念的三點反思和建議—— (一)紀念六四應當强調八九運動是全民運動 雪 笠 2017.06   年年紀念六四反思六四,今年我就談幾點對紀念六四的反思和建議吧—— 第一、紀念六四應當強調八九運動是全民運動; 第二、紀念六四應當摒棄傲慢的菁英心態; 第三、紀念六四應當溯及本初。   一、紀念六四,應當強調八九運動是全民運動。   八九年那場波瀾壯闊的運動,通常都稱爲八九學潮或者八九學運。儘管也有八九民運的講法,也早有不少論述指出學生運動在後期轉化成爲了全民運動,但我以爲,這樣的聲音還不夠多,還不夠響亮,強調得還不夠。在一般人的意識中,八九民運仍然是一場由「知識分子」主導的,以在校大學生爲主體的「學生運動」。雖然沒有人否認當時隨處可見的社會其他各階層廣泛的參與,不過,他們被統稱爲「市民」或者「北京市民」,而「市民」在運動中的角色僅僅被定位爲「積極支持和響應」,至於北京以外的全國各大中小城市的學運、工運、民運…… 的細節,就更少有人關注和研究了。 毫無疑問,這場運動當然是由學生運動發端的。我曾經聽一位來自上海的前輩開玩笑說,八九年之所以能夠鬧大,幸虧帶頭鬧的都是「共產黨自己的孩子」。他說,像他那樣的歷史反革命的狗崽子,給黨搗亂有前科的壞分子,每天都被看得巖巖實實的,不要說去人民廣場「逛」幾圈了,還沒走到巷口就被捉回去了。就我兒時的印象,我一向以爲八十年代是紅色中國思想最自由化、最少約束的一段時期,聽他這麼一說,我回頭再看才意識到:八十年代相對自由寬鬆的風氣大多還只限學術界、知識界(而且也還是時鬆時緊),所以我們象牙塔裡的書生才有了這樣的錯覺。事實上,民間社會的管控比七十年代好不了許多。翻查歷史檔案可以發現,八十年代全國各地都有不少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其他反共活動,他們比學生更早組織起來,甚至提出了遠更激進的政治訴求,但是都很快被撲滅了。所以,一九八九年如果不是因爲作爲體制儲備幹部的天之驕子的大學生首先上街而且得到體制內改革派的默許甚至鼓勵,全民運動在當時的環境下並不太可能形成。 那麼學生運動爲什麼會發展到全民運動呢? 爲什麼會得到全社會那麼熱情和一致的參與呢?通常解釋是物價飛漲、官倒橫行造成民間怨聲載道。沒錯。但如果僅僅將民衆的動機理解爲對學運的同情和對利益的共鳴,那也太低估他們的經驗和他們的自覺了。 楊小凱在《文革並非前後一致的十年浩劫》中用這麼一句話解釋了文革當中「非官方的造反派」的崛起:「共產黨的系統的政治迫害在有秩序時會被人們故意地偽裝遺忘…… 但人們並沒有真的忘記這種迫害,所以一旦政治控制放鬆,被迫害者就會混合著革命歡快症一下突然暴發出來」。 前三十年浩劫中,中國的絕大多數家庭都遭到了或多或少的迫害。「平反」和「改革開放」雖然暫時緩解了傷痛,但傷害的記憶還留存在人們的意識或者潛意識裡,混合着對腐敗貪污等現象的新的不滿,一旦被學潮開了閘,就不可抑制地迸發出來。 所以從學生運動到全民運動的轉折點不是在戒嚴後,不是在絕食後,甚至也不是在四.二六社論後。我記得四.一五學生剛上街,民間的議論就沸騰起來,觀望沒多久就熱烈地加入進去了。觀望什麼呢?觀望中共的反應。所以,投入進去的民衆大多還是比較樂觀的,是寄望於中共可以改正的。而對中共的迫害和恐怖記憶最深,傷痕最深,仇恨最深那批人,包括當時仍然奉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臺灣以及臺灣支持下的海外民運,都繼續在觀望而沒有採取「主動」「引領」的行動。因此,儘管「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在學潮第一週就有人喊了出來,畢竟沒有成爲運動的主流。一場並不反對中國共產黨的秩序井然的羣衆運動能有什麼嚴重的後果呢?於是貼上了「深化改革」的護身符的人們在激情的驅使下,忘我地投入了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 王超華有段回憶描述了四二六社論以後的四二七遊行,當時學生還很緊張,走到警察的防線前面還有猶豫,是羣衆把警察推開,叫學生「快來」。在我看,這已經不是「響應」,是「推動」了。事實上,整個八九運動過程我們都可以觀察到,每次學生、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的明星人物瞻前顧後,擔心「學運變性」,擔心被追究政治責任的時候,民衆都比他們更有熱情,步子更大,是民衆在把這場運動往前推,而不是往後縮。 我們在研究八九運動的時候,往往將重點放在高層的祕辛、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領袖的活動上,近年來才有廖亦武、吳仁華等開始整理「六四暴徒」的事蹟。我建議,研究八九,對於當時社會各階層的心態和動態,都可以有更細緻、更立體化的觀察和剖析,繪製出更全面的群像。 中共不總是哄騙今人說八九學潮是「一羣不懂事的小孩子的胡鬧」嗎?所以我們更應該特別強調:八九運動是一場完全自發的全民運動。有人會說各個階層的訴求不盡相同,沒錯,但所有階層都有一點相同的訴求,那就是全民議政、全民要求參政! 這一點,中共的大佬們比誰都看得清楚。 中共自己就靠發動學生運動發家的,還怕控制不了學生運動嗎?還怕這些仍然天真地、親切地稱呼共產中國爲「共和國」,爲了挽救這個「共和國」而絕食的學生嗎?爲什麼要鎮壓?爲什麼要「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平安」?正是因爲看到了「萬衆一心」的苗頭,正是因爲對全民運動的恐懼。 當年如此,今天也如此。     (基於在2017.06.06 大紐約地區紀念六四28週年大會上的發言展開,待續)   首發 《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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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精神與八九精神 ——兼論代際與傳承

          紀念六四二十八週年成都酒案座談會上的發言·华盛顿 2017年6月3日 雪 笠          我很有幸——我和陳奎德老師一樣,既生爲江南人,亦生爲四川人。對這兩個故鄉,我都可以毫不掩飾我的驕傲——從來外寇入侵、強權壓凌,江南的書生和巴蜀的義士都是抵抗最烈、堅持最久的。       歷時最久的一次堅壁清野,可能莫過於合川釣魚城死守孤堡抵禦蒙元的三十六年抗戰。自從1239年初築釣魚城,1243年複築釣魚城,1259年蒙古大軍折鞭城下,蒙哥大汗病死(或是氣死)縉雲山 …… 歷經了數百場的鏖戰,直到1279年陸秀夫在崖山抱着小皇帝跳海殉國,宋室覆亡已成定局之後,釣魚城守將爲救濟滿城軍民性命方才開城投降。這綿綿三十六年的浴血苦守,雖未能最後救亡中國,卻在不經意中緩解了歐陸戰禍,改寫了世界格局。        最成功的一次抵抗,並且再次書寫世界格局的,當然是中華民國以四川爲大後方、以重慶爲戰時首都的八年對日抗戰。        日寇全面侵華的第三天,川軍統帥劉湘便通電全國,主動請纓出川抗戰。於是,八年當中,累計三百五十萬川軍腳穿草鞋,身披「死」字旗,前赴後繼,踏出夔門關。這面旗「傷時拭血,死後裹身」,他們誓言「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        八年下來,川軍付出了六十四萬的傷亡。非但如此,四川還以一省之力,承擔了全國最多的難民、最多的糧草、最高的軍餉。        歷史上至少有兩次屠四川。宋亡,四川最後降,全省屠。明末,四川又不降,在「已經屠川」的張獻忠死後,清軍又花了十三年才攻進四川,全省人口幾乎屠殺殆盡,四川人的鬥志仍然沒有殆盡…… 在中華民國堅苦卓絕的衛國戰爭中,四川又一次犧牲最多,貢獻最巨。而這一次,中國沒有亡。「四川不亡,中國不滅」,無怪乎蔣中正屢次讚譽四川對於中國之地位與責任,對於中國革命之功績與責任!       在轟炸不斷,苦撐危局的重慶,曾經立起一座「精神堡壘」,她見證了硝煙,見證了堅韌,見證了犧牲,見證了勝利,見證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復興。這就是《一寸河山一寸血》第26集特別演說的「重慶精神」。       辜鸿铭寫過一本書,《中國人的精神》。中國人的精神究竟是什麼?爭議頗大。但我想,我們可以沒有爭議的是,以四川保路運動爲肇始的辛亥革命精神,以重慶精神堡壘爲標誌的全民抗戰精神,這樣的精神,才是中國人應有的精神!       遺憾的是,中國沒有亡於日本,卻亡在了中共。到民國三十八年末,戡亂失敗,大陸全境淪陷。此後二三十年間,以反共救國爲旗號,以川北黑水爲典型的大大小小的抵抗運動此起彼伏,延綿不斷。根據中共的文獻記載,從1950年到1953年,全國「殲滅匪特武裝240余萬人」,其中西南「殲滅116萬」。這還遠遠不是結束,這還不包括大饑荒期間的農民武裝暴動、文革期間打着「造反派」旗號舉義的真「造反」、以及工人組黨和建軍譬如1970年南桐的「反共青年近衛軍」、1984年雙河的「民主革命組織」…… 等等。       由於中共數十年對信息的封鎖、對歷史的污毀、對真相的矇蔽,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九年走上街頭的人們大多未必瞭解抗戰的歷史,更沒聽說過反共救國軍的事蹟。四五運動藉悼念周恩來發起,八九運動藉悼念胡耀邦發起。即便這兩場十分相似的運動也遇到了代際的鴻溝——我曾經聽一位早年參加異議運動的朋友感喟:六四一代造出了自己的風雲人物,他們對四五一代僅保有禮貌性質的尊重。同樣,我自己也切身體會到,我這一代或許對六四還有刻骨銘心的記憶,八〇後、九〇後的青年已經鮮有六四情結了,至少沒有那麼揪心撕肺了。他們醒悟的契機,六四是其中一個因素,但也有很多其他因素,與六四關係不大了。然而這絲毫無損八九精神的傳承,就像八九學生對所謂「解放前」歷史的知識斷層並無損重慶精神的傳承。        從八酒成都酒案中(主持人已詳細介紹,此處不贅述),我再次看到這樣的精神,那是川人不懼強權、樂觀幽默、敢爲人先、堅韌不拔、豪氣沖天的精神。        這樣的精神是從歷史中汲取的母乳,而無謂這段歷史或是那段歷史,因爲她深植於我們的文化中,她已經成爲我們的性格,她只需要激發和催化。因此我要說,重慶精神,上可以上溯到釣魚城,下可以下溯到八九——釣魚城抵禦外侮歷經三十六年持久戰,重慶政府反法西斯歷經八年持久戰,六四年年燭光到今天也已歷經二十八年持久戰,自1949以降對中共專政的反抗、恢復中華民國憲政的努力,更是歷經了六十八年的持久戰。        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堅持,這就是重慶精神傳承給八九精神的精髓。        哪怕曠日持久,哪怕艱辛困苦,哪怕起起伏伏,也要轟轟烈烈!八九八酒,要喝就喝這樣的酒,喝了蕩氣迴腸的酒!   首發《中國人權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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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音 海峽論談(2017年4月30日):川普執政百日 美中台博弈誰輸誰贏?  張向忠換李明哲? 民主的交易與兩岸的僵局

美國之音 海峽論談(2017年4月30日): 川普執政百日 美中台博弈誰輸誰贏?  張向忠換李明哲? 民主的交易與兩岸的僵局 主持人:樊冬寧、葉柏毅  嘉賓:黃介正、王丹、王雪笠 Youtube 完整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WXHnjBXQkw  Youtube 濃縮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bSpLXXZ4xs  美國之音完整版:http://www.voachinese.com/a/3831774.html  上半場文字版:http://www.voachinese.com/a/strait-talk-trump-100-days-20170430/3831908.html  下半場文字版:http://www.voachinese.com/a/strait-talk-taiwan-democracy-20170430/3831910.html  雪笠觀點摘要——  上半場:川普执政百日 美中台博弈谁输谁赢 ?  他們倆正卿卿我我,妳就慌了,跑去當衆拽衣角「哥哥你不要忘記給我電話喔」——這樣被打臉不是自找的嗎?需要拋媚眼也要等到北韓危機告一段落吧。 精明的商人不會押寶全押到一個籃子,賭徒才會。在中美關係發生本質變化前,臺灣對於美國的戰略價值始終在那裡;美陸關係緩和也是階段性外交手段,後續還要看習近平的北韓成績單。 臺灣沒有掌握住的不是川普個人的性格,而是外交的本質:國家利益。 臺灣是美國的棋子,北韓是中共的棋子。兩岸關係融洽的時候,北京沒有必要拿北韓去換臺灣;如果不是太陽花運動把兩岸關係搞得這麼差,川普也還沒有那麼重的砝碼去要求北京用北韓換臺灣。 外交戰略要恪守的一個原則是權力平衡。馬政府採取「親美友日和中」,遊走於三邊之間。而蔡政府的「親美友日遠中」打破了這個平衡,主動放棄了一邊,放棄了自己可用的一個籌碼。越是需要保護,越是急於抱大腿,就越被看低,越容易先棋子後棄子。 臺灣應該重新審視自己對美日中的價值,在大國博弈中重新定位。有利用價值不是壞事,被選作棋子也未必是壞事,關鍵是要把棋走活,而不是走死。 下半場:张向忠换李明哲 ? 民主的交易与两岸的僵局  張向忠是小人物還是特務?跳機事件前,張向忠不過是民主運動中一名默默無聞的邊緣的悲情的小人物。換作一位大名鼎鼎的精英,臺灣還會這麼快遣返嗎?名人固然影響更大,但人權又焉有大小先後?沒有張向忠這樣的普通公民作鋪路石,又何來公民運動? 至於特務說——依照COLE先生文中的邏輯,任何有幸投奔到自由社會的人都可能是中共派出的特務?都應該被遣返?持這樣邏輯的人又有什麼資格批評「白色恐怖」呢?所謂「白色恐怖」還有調查取證的程序,還不會這麼幾天就下結論。合理懷疑是可以的,但不能爲了給自己的懦弱洗地,就去羅織別人的罪名。 間諜可以交換,民主不可以交易。    人權不是黨爭的工具,用完就可以扔。媒體對政府的監督也不應該雙重標準。真正關心民主自由和人權,就要自始至終去堅持。   儘管臺灣對於國粉是一個聖地一樣的所在,國粉的未來並不取決於臺灣,因爲我們相信,中華民國的未來在大陸,大陸的未來在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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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普適」對誰都不應只是一句口號 ── 從江天勇和蕭建華談起

  我們從《環球時報》得知,因涉“國家機密”而被困牢獄中的維權律師江天勇在接受該報“采訪”時“承認”自己“捏造謝陽律師遭受酷刑”,用以“抹黑”中共政府及司法機關。對此我們並不驚訝,因為江天勇律師在人身不得自由,甚至遭遇非親歷者難以想像的酷刑的脅迫下所“承認”的任何罪行都無法令公眾采信。 不得自證其罪是現代刑事訴訟中最基本的司法準則之一,這個規則最早可以追溯到12世紀的英國普通法,而中共政府在2013年1月1日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中也增添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然而中共政府在江天勇的案件中,不僅隨意給江天勇羅織罪名,更加無視司法準則,在沒有任何實質性證據的情況下,強迫江天勇承認自己的“罪行”。 事實上,江天勇律師從突然失蹤,到被當局正式宣布被逮捕,之後又被禁止會見律師,事件的整個過程沒有經過任何正常司法程序。江天勇律師所遭受的這一切迫害,再次見證了中共如何踐踏司法準則,如何無視公民基本權利。 無獨有偶,我們同時也關註到今年春節期間,親體制的紅頂商人蕭建華被中共從香港秘密綁架回大陸。整個過程同江天勇類似:都是秘密抓捕,都不得會見律師。 甚至,當中共整肅蕭建華這樣的“自己人”時,深知這些給自己辦事的“奴才”不討公衆喜歡,更不討異見者喜歡,人權工作者和輿論界均不會像關注江天勇等人權律師那樣去關注蕭建華的人權問題,因此中共連“國家機密”這樣的理由都不屑提供,一個大活人就這樣被綁架、消失、蒸發…… 沒有任何解釋。 誠然,肖建華在六四中的斑斑劣跡令人唾棄,然而我們人權工作者堅信人權標準是普適的,不是雙軌的,不應因人而異。無論是反共的江天勇還是親共的肖建華,他們都面臨相同的人權迫害;無論肖建華是否有罪,我們都應確認一個共識:他的辯護權不該被剝奪,審判應該公開公正,不能隨意破壞司法程序 —— 因爲,程序正義是人權保障的重要基礎,沒有程序正義,無論政府高官、紅頂商人還是平民百姓都可能淪爲公權力侵犯的受害者、當權者濫權的犧牲品。我們公民力量不僅關注和維護維權人士、異議人士、無權無勢的普通民眾的基本人權,也曾為當權時飛揚跋扈、視民眾的生命和權利為草芥的薄熙來、周永康等作為階下囚的人權而呼籲,正如我們曾經在公民力量的聲明中所提到的:“當政者玩弄司法為其政治目的服務的時候,可能受害者看起來只是一個失敗了的政客—他可能受到人民擁戴也可能遭到人民的唾棄—然而,事實上,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受害者,一個不能保護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江青、趙紫陽、薄熙來、周永康的基本權利的制度,同樣不能保護一般民眾的基本權利。公民力量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堅決反對對不同的人使用不同人權標準的思維和行徑。高官​薄熙來、​周永康的罪行必須受到法律審判,犯罪嫌疑人薄熙來、周永康的權利必須受到法律保護。“ 二十世紀經歷了無數由獨裁者製造的人間災難,一些悲劇在二十一世紀仍在延續。如果一定要從眾多總結二十世紀人類災難的教訓中選出最重要的一句話,那就是: “起初他們迫害共產黨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馬克思的信徒。 後來他們迫害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日耳曼人。 再後來他們迫害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牧師。 最後他們迫害到我頭上,我環顧四周,卻再也沒有人能為我說話。” 當蕭建華被祕密綁回大陸那天,當他頭上的紅頂被置換成黑布,他那被黑布蒙住的腦袋裡面,不知道有沒有閃過這句名言。 江天勇律師不是第一次入獄,2011年他就被監禁並承受了酷刑。我們相信,那時的江天勇和“江天勇”們的遭遇不會有幸出現在紅頂商人蕭建華的視野中,即便偶然閃進他的視野,怕也就是一掠而過甚至一笑而過,對此類“不正常的人”,他是不屑多顧的。然而,我們仍然堅信:人之初,性本善。我們希望今日此時的蕭建華終於會想起江天勇們,終於會去思考江天勇們爲人權的不懈抗爭,對蕭建華、對蕭建華的家人、和對所有中國人的意義。但願如此。 但願如此,“人權普適”對任何人都不只是一句口號。   首發《縱覽中國》 王雪笠  楊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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