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猶太人的上海旅程——救命簽證與河豚計劃

    二戰中猶太人的上海旅程——救命簽證與河豚計劃 雪 笠 (2011年11月) 【前言】 民國一〇四年9月10日,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頒贈有「東方辛德勒」之稱的故大使何鳳山褒揚令。褒揚令讚揚「何故大使於外交建樹上,標揚人道主義,毋畏強權;陶鑄千秋奇勳,輝耀青史;綜其一生,無可指責。先聖有言:『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斯人懷抱,天下與歸焉。」馬總統表示,為何故大使平反、頒發褒揚令一事,奮力三年有餘,藉「抗戰勝利及台灣光復70年」之機頒發這份遲來的褒揚令,他感到很欣慰。馬總統在現場也回顧當時何鳳山救助猶太人義舉和傳奇故事。雪笠不由想起四年前(2011年)所作的一篇舊文〈二戰中猶太人的上海旅程——救命簽證與河豚計劃〉(刊於《鳳凰週刊》),重新發表原稿於此,向何故大使致敬。 【引】以色列駐滬領事館近日在微博發起了老照片尋人活動。已故猶太攝影師Sam Sanzetti 幾十年前在上海拍攝的一系列珍貴照片,不僅令圍觀者驚嘆和感懷那個優美雅緻的年代,也激發起國人對猶太民族在滬歷史的探究之趣。 據統計,二戰期間上海收留的猶太難民達三萬餘。他們能夠輾轉來到上海而倖免於難,與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同情、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無條件簽發上海簽證的義舉、偽滿洲國駐德公使館經手的上萬張滿洲過境簽證、日本駐立陶宛領事杉原千畝經手的數千張神户过境簽證、日本河豚計劃、以及日美中德俄幾國間錯綜複雜的利害,都不無關係。 Visa to Hermine Moser, signed by Ho in English and Chinese, June 1939. 何鳳山發給Hermine Moser的簽證。來源:http://db.yadvashem.org/righteous  Passport of Hermine Moser. Hermine Moser的護照 來源:http://db.yadvashem.org/righteous【上海:希望之港】上海最早的猶太居民是開埠早期便抵達的塞法迪商賈和十月革命後陸續來到的俄猶。自1933年始,世界法西斯活動日漸猖獗,大批俄猶開始從日占滿洲南遷;與此同時不斷有來自德奧的猶太移民,為躲避納粹而來到上海定居。到三十年代中後期,上海基本形成一個穩定的5000人左右的猶太社區。 Sam Sanzetti’s photography studio on Nanjing Road, Shanghai. 猶太攝影師沈石蒂位於上海南京路的照相館。來源:Israel-Asia Center.1938年6月,上海的猶太人口突然爆增到14000,並持續增加,到年末已計約20000 —— 其直接原因便是1938年春德國兼併奧地利,奧地利的猶太人被迫出逃。 而這一年,中德之間的關係很微妙。 1938年2月,希特勒表示「將尊重現實」承認偽滿洲國;6月德國國防部禁止武器輸華;7月德國撤回全體駐華顧問,中德合作旋告結束。但一直到1940年7月德國承認汪偽政權,重慶國民政府才正式宣告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這期間,駐德大使館照舊運行,駐奧大使館則在奧地利被兼併之後降為領事館。「中國辛德勒」何鳳山也是於此時被升調為駐維也納總領事,並開始向猶太人無條件簽發前往上海的救命簽證。 為什麼「上海」?這要從上海特殊的租界地位及其在中日戰爭中的微妙處境說起。晚清年間,外國領事對居住在租界內的外國人享有專管權,中國政府不加過問。民國初期,外國人在上海居住也無需履行任何手續。後來由於外國人移居華界從事貿易的越來越多,1929年上海市公安局特設外事股,專司無約國和無國籍外國人的居住註冊,並發給無國籍者護照;對有約國國籍者,仍由其領事自行管理。1931年又增設護照查驗處,開始對從吳淞口和上海登岸的外國人查驗護照簽證,但也是象徵性程序而已,進入上海的許可很容易得到(如落地簽),上海仍然以「傳統上在任何情況下都對每個人開放的地方」而著稱。   Sam Sanzetti in his car. 猶太攝影師沈石蒂在他的車上。來源:Israel-Asia Center.  Sanzetti jesting with a rickshaw-puller in Shanghai. 猶太攝影師沈石蒂體驗當黃包車車夫。來源:Israel-Asia Center.1937年日軍佔領了華界,但直到1940年初才扶植出汪偽政權,同時租界仍然保持中立 —— 這就形成一個複雜的局面:國民政府在上海失去了實際的治權;日本在中國傀儡政府出台前,又不具備名義的治權,也就是說,日本雖然控制了上海的邊境,卻不具備代表中國向外國人發放簽證的權力(日本此時侵略了中國,但尚未向英美宣戰,還不至於在國際法上肆意妄行);而租界,一向就是開放的,既然與日本開戰的中國的難民都可以在租界得到庇護,又何況外國人呢?因此,直到1939年9月日本開始「應上海猶太界之請」限制猶太人入境並收取入境人頭費之前,上海是當時唯一無需簽證甚至無需護照便可自由進入的港口。 進入上海的猶太難民都居住在租界,處於工部局庇護之下。他們比較多地聚集在虹口,是因為那裡一早便是俄猶傳統居住的地帶,房租也較低廉。當時虹口仍然是公共租界,並非日本控制,而且上海從來只有日占區,並無日租界。因此,坊間流傳「日本因感恩之心而使猶太人不需要簽證便可進入上海日租界置於日本庇護之下」的說法不實。 雖然入滬不需要簽證,要離開奧地利,簽證仍然是必須的。未獲得外國簽證的猶太人不被允許離境。尤其奧地利是個不靠海的內陸國,沒有目的地簽證,完全無法通行。這時候大多數國家不肯接納猶太移民,即使英美也有嚴格限制,何鳳山卻是有求必應,只要來申請,就一定有簽證。他的直接上司駐德大使陳介迫於德方壓力,曾電話要求他停止簽證,他答以『孔祥熙院長要求盡一切可能給予猶太人協助』,而繼續簽發不誤。何鳳山後來在自傳中回憶「本館得自外交部的訓令,即猶太人請求簽證入境者,條件寬厚,不予拒絕。而孔祥熙院長並進一步公開對猶太人的遭遇表示同情……」 事實上,中華民國政府素來支持猶太民族的復興運動。 HERMAN DICKER在其著作中曾全文引用「現代中國之父」孫逸仙博士1920年給上海猶太復國主義協會首腦、《以色列信使報》創始人埃茲拉的一封「極具歷史重要性」的回信,信中孫逸仙高度讚譽猶太民族並明確表示願意幫助猶太復國運動。1947年孫科在給上海錫安主義領導人漢瑟的复信中再次重申:「完全贊同其父對錫安主義的支持。」 1939年2月,時任中華民國立法院院長的孫科正式提出一項議案,建議在大後方雲南劃定猶太人聚居區域,安置窮無可歸的歐洲難民。此建議得到德籍猶太實業家拜爾格拉斯的響應,他擬訂了《移植中歐猶太人來華之計劃》,初步計劃將十萬人移居中國。然而,就在細節尚在討論中時,戰事日益艱苦,中國自身難保,沿海城市又全部失陷,大規模收留猶太人的計劃終於未能實施。 而與此同時,日本將在滿洲失利的河豚計劃搬到了上海上演。   【河豚計劃:鮮美卻有毒的肉】日俄戰爭最終由日本取勝了,這場戰爭其實是一名猶太人打勝的。 當日本雄心勃勃地挑起這場戰爭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它會是一場耗竭舉國財力的持久戰。開戰後不到兩個月,日本便支持不住了,於是緊急派出時任央行副總裁的高橋是清赴倫敦籌款,目標是籌集一千萬英鎊用於購買艦隊及軍火。可惜當時日本在國際金融市場的信譽遠遠談不上良好,更重要的是,每個銀行家都清楚日本沒有足夠國力取勝,故而高橋四處告貸無門。 歸國前的一個晚宴上,已經放棄希望的高橋醉醺醺地向鄰座的賓客哀怨道,借款未成,日本必敗無疑!僅僅期望些許話語安慰的高橋萬萬沒有想到,這位客人竟然痛快地當即答應借給他五百萬英鎊,並隨後籌足四筆國際貸款,最終總支出計4.5億美元。如此天文數字的支持,使日本贏得了日俄戰爭,從俄國手裡接管了中國遼東半島、南滿鐵路及一半庫頁島的權益。日本,一個曾被西方懷疑能否存活的新發跡的農民,由是翻身加入帝國主義的行列,並從此走上軍國主義的不歸之路。 這名拯救了日本的猶太人,美國銀行家雪甫,成為日本感恩戴德的人物。明治天皇破例邀請他入宮共進午餐,並授予他旭日勳章。而他幫助日本的動機很簡單:仇恨。雪甫深信1903年發生在俄国基希涅夫小镇的反猶暴行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主導的,他要為同胞復仇! 雪甫的慷慨,在崇拜強者的日本人眼裡,留下了猶太人操縱著世界財富並能據此影響世界局勢的印象。這個印象同反猶論者宣傳的「猶太陰謀」不謀而合,構成了後來河豚計劃的基礎動因。 日本畢竟是一個極其務實且相當自我的民族,對猶太商人的感恩並不能減少其防範之心。因此雪甫留下的美好回憶只維持到1917年,便被十月革命打破。猶太人馬克思的理論在俄國的鐵血實踐,替反猶論者在宗教、經濟之外又添加了重重的一筆政治素材——《錫安長老議事錄》這個偽造的陰謀論在1905年炮製之初並不為人重視,到了1919年就随着對布爾什維克的強烈恐懼而風行歐洲了。 也是在1919年,日本派出西伯利亞遠征軍協助白軍抵抗紅軍。在俄國,每個士兵都領到了這麼一本小冊子,並對其深信不疑。其中兩名軍官返回日本後,成為日本政府最信任的猶太問題專家。他們將《錫安長老議事錄》譯成日文,招募同道,研究所謂「猶太陰謀」。有趣的是,這兩名反猶主義者,恰恰是河豚計劃的具體設計者及協調者:安江仙弘、犬塚惟重。更戲劇性的是,犬塚惟重在盟軍審判中自辯「曾協助非日本人」而獲釋回到東京,繼續以親猶人士的面目組織「日以友誼聯盟」,未料其反猶往事以及贊同希特勒屠猶的發言終遭揭露,不得不自動退出。 反猶軍官們帶回來的這些偏見在日本社會廣為流傳。從前,有著強烈「脫亞入歐」情結的日本人對猶太富豪是如此欽羨,甚至在神道教中摸索與猶太教任何可能的相似,以圖證明日本人也是失散的以色列部落的後裔;現在,人們將日本從傳統向現代轉型必經的一些陣痛統統歸罪與「猶太陰謀」,1924年美國主要針對日本移民的「排斥法案」也被懷疑是猶太人背後作祟。 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後,情勢發生了變化,猶太人又變得有用起來。當時日本急於開發東北礦產,大量鼓勵日本移民。但日本的開拓團出身底層,僅有從事農務的能力,而無開發礦產的資金和技術。日本四處舉辦招商說明會,意圖吸引外商尤其美商投資,卻遭遇冷淡。這時候與高橋相熟的鋼鐵公司總裁鯰川義介向南滿鐵路總裁松岡洋佑建議,收容那些被納粹逐出歐洲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猶太人,不但可以利用他們的財力和智力來開墾滿洲,還可以進而獲得全世界猶太富豪的支持和資本,以及他們在美國政界和好萊塢的影響力來為日本服務。 1934年鯰川義介在外交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一項邀請五萬德國猶太人來滿洲國的計劃》。這個原本中性的實業計劃後來被具有反猶背景的犬塚命名為《河豚計劃》。犬塚認為,這套計劃,或者說,猶太人,就像河豚一樣肥美,也像河豚一樣劇毒;唯有用心正確烹調,「毫不鬆懈地警戒猶太人的狡詐天性」以防他們「倒過來利用我們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方可為天皇陛下做出一道無比鮮美營養的大餐,否則「它會以最可怕的方式來毀滅我們」。 由於欠缺種種先決條件,以及日本政界內部意見的不統一,這個計劃直到1938年12月才上報「五相會議」討論通過,此即《猶太人對策要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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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冬眠熊哥之一:民宪派对改革派之态度

  答冬眠熊哥之一:民宪派对改革派之态度 2012.06.21. 空氣. 发于新浪长微博   前几日旅途困顿,未有余暇上网读帖回帖,甚歉。我将熊兄的问题分为三部分:身份认同、与改革派的关系、历史观(历史观部分将单独另发长微博)。以下一一作答。   1. 有关群体身份:首先,我本人既不著名,亦非‘国粉’。据我印象,国粉/果粉/蒋粉等词最早出自与毛粉的历史大辩论中,系来自对手的具有侮辱性质的戏称。后许多同仁因身份归属感的需要,干脆以此戏谑自号—— 然今已正名为民宪派,熊兄若仍沿用调侃旧称,似有轻佻之嫌。   2. 有关民宪派与改革派的关系: 囿于现实环境,民宪派不过一散漫的精神流派,既无组织,亦无领袖,更无一定之语言、整合之意见、统一之表达。可以说是各自为战的局面。这中间或有声音特别突出响亮者,但其个人言论并不是总能代表所有民宪人士。熊兄若有民宪派攻击改革派的印象(且不提其中的误会),应亦来自少数。  令我奇怪的是,为何熊兄会批评民宪与毛粉‘和平共处’?事实上,自有网络以来,与毛粉进行历史大辩战的主力正是众多精通近代史的民宪人。毛粉视‘蒋粉’为水火不容之宿敌,毛粉赠予民宪的各种恶毒绰号可为印证。同样,在我新近主持的锄草队微群中,队友吹哨邀战的敌情亦以五毛占绝大多数。若说有少数学术水准较高的民宪人士不屑与低级毛粉缠战,这也是实情。毕竟各自智商相差太远,何必以吾之上驷对其下驷?但即便这一部分高傲者,遇周式高级五毛,一样斗志昂昂。 我们应该承认,当今社会,尤其在网络上,文革余孽已是少数。这一堆人要不是蠢得无可救药,便是坏得无可救药。极左思潮的卷土重来,重点不在他们的蛊惑,而在当局的权谋。反极左的火力,集中在网下或比网上更管用。而对于已有相当认识基础的大部分网民,毛粉之害远不如“改革”之惑。   我以为,49年前的启蒙派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得志而投机政治舞台者,一类是天真烂漫上当受骗的理想主义者。今天,改革派或也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因利益捆绑而图谋以改良之藉口缓和矛盾延长寿命者,一类是真心梦想以最小代价赢取社会变革者。前者当然该骂,以正视听。后者,显然是需要唤醒的盟军。有人说,没有天生的革命派。在我看来,出生在大陆的民宪派,历史观几乎都曾经是启蒙派;政治观几乎都曾经是改革派。我本人算清醒得早的了,但在那一个仲夏夜之前,又何尝不对“改正”报以厚望?否定自己是一个痛苦的历程,我亲有体会。近一两年,民宪派中有人爱鞭挞改革派,又何尝不是出自焦灼和痛心呢!若有失格,也是方法问题,究其意识,仍是视“真情改革派”为智力旗鼓相当,思想有望觉悟者, 才会直面疾呼。   我一向认为,作为需要达成共识的公共事务的现代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妥协就意味著各方都要让步,各方都不能完全满意。CRICK曾指出政治的首要敌人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定论的欲望”—— 民宪派也好,改革派也好,都应当以之为鉴。更何况,民宪派与真情改革派实属同一阵营,纵有论战,也是学术争鸣(当然应注意勿辱人格),毋需怀恨于心,战后一笑泯恩仇可矣。我有一语,曾多次强调,可以作结:求自由者,皆我战友;谋光复者,皆我同志。—— 愿与诸位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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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談:泰兴与杨佳

关于泰兴幼儿园,同情唏嘘的话已经说了很多。我就不重复了,来唱点可能招致围攻的舆论反调。 在我知道泰兴事发地幼儿园是“政府幼儿园”之前,我以为泰兴凶案关键出于凶犯的扭曲心理,社会环境并非决定因素。毕竟变态处处有,不只在天朝。 昨天看到网上发出来的内幕提到“政府幼儿园”,“孩子们家庭都很好”以后,我凛然一惊:看来凶手也不是完全无差别杀人,也是有挑选的。 其实这个拆迁凶手所做的事,跟杨佳有多少不同呢?从心理出发点上看,应该是差不太多的。只不过杨挑选的对象是很可能无辜的另一群警察,江苏凶手挑选的是集中机关干部子女的市政府幼儿园的幼童。前者简单直接:“警察惹过我,我见警察就杀”。后者脑袋以中国人特有的心理转了下弯:“世人最疼爱子女。我奈何不了官老爷,我就拿你们的子女开刃!让你们断子绝孙!” 他们的发泄对象都是无辜的,同时又都和他们痛恨的机构有(至少他们所认为的)关联。有意思的是,杨佳被讴歌,泰兴凶手被唾弃。因为社会,尤其中国社会,爱怜幼儿(虽然他们“家庭很好”,毕竟还不是小“太子”),仇恨军警。为什么仇恨军警呢?还是社会问题。中国大地已经被仇恨撕裂……而几十年来贫瘠的道德教化使这种仇恨来得突然和盲目,于是凶手昏了头,看客们也昏了头,余下那些趁此空档使劲捞取利益的清醒人…… 当然,杨佳虽然也滥杀了无辜,他的直接挑战对象是强权机关里的成人;而泰兴凶手挑战的幼儿是没有反抗力的弱者。高下立分。也难怪他们会有不同的下场…… 针对杨佳,补充两句。 杨佳之成就,是因为人们需要传奇,亟需传奇。 可惜这是一个不真实的被放大的传奇。何时中国人再谱出一个真实的传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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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談:是誠實還是無恥?(不知耻的诚实没有价值)

网上关于范跑跑的热烈议论我一直懒得插话,这种猥琐还自以为是的垃圾实在不值得指责,鄙视一下都浪费我表情。不过眼见自由主义精神在中国竟然如此大面积地被浅薄地理解成自私自利并用作捍卫低劣人品的武器,我也忍不住讶异和痛心了。 范跑跑的猥琐不在于他跑掉,而在于“地动山摇那一刻”他的本能竟是沉默地跑掉,这真真是连一只会叫的狗都不如了。范跑跑的不孝不可恼而是可笑,这可笑在于他对女儿和母亲的区分——相信他未来会收到女儿同样的款待。范跑跑的无耻不是因为他“剖白心灵”而是因为他振振有辞,将无耻当作诚实。我想请问那些表扬他诚实的人:不知耻的“诚实”有价值么? 不知耻,则没有隐瞒于人的需要,如此的“诚实”能算“诚实”么?不知耻,不用付出任何心理代价或痛苦,这样的“剖白”有价值么? 无非又是一个芙蓉姐姐版的哗众取宠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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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話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七次修憲(一)

1991——2005年期間,中華民國台灣地區進行了七次修憲。歷次修憲的主要內容如下: 1991年4月,第一次修憲。 主要內容: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通過“憲法增修條文”。 評述: 該次修憲其實是為“第二屆中央民代”的產生提供法源基礎,是“一機關兩階段”修憲論的第一階段:程序修憲。該次修憲的背景相當有趣,可謂台灣政治發展的一個分水嶺。 爲什麽這次修憲的實質目的是確立第二屆中央民代選舉的法源,卻要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呢?這是因為—— 國民政府過去一向認為:國代選舉應包括全中國,大陸淪陷期間,國代自然沒有條件全面換選;並且,第一屆國大代表是1947年由全國各地選出的,其中只有部分代表在1949年國府播遷以後得以跟隨到達臺省應召,他們代表各自的選出地區、民族(以及行業),其席位保留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象徵著一中憲制觀(參見德國基本法最後一條來對照),象徵著法統的堅持 ……  然而,象徵歸象徵,現實歸現實。台灣省籍人士對於大陸這個陌生卻沉重的負擔愈來愈不耐了(當然站在他們立場上當可理解此種心情),多次的增額補選本省籍代表已經不能滿足其要求。於是1990年3月野百合學運爆發(持續一周。八卦一句:跟一年前北方那一場相比,時間夠短的),提出四大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這四大要求很快就無一例外地得到滿足了。1990年6月釋字261號宣告“萬年國會”應於1991年12月31日前終止行使職權。此前幾十年來已經不斷減員或被動員大批退休的,由大陸選出的國大代表,全部退職;同時,大量臺籍代表進入國會。 雖然此舉對台灣本省民主化的重要推動作用不容忽視,但從整個中國的角度看,我個人認為,這是台灣當局自我矮化為地方政府的始端。 誠然,“萬年國大”這個矛盾中國民政府也的確有許多不當操作應該承擔責任:既然大陸當年選出的代表都老邁了,那么從大陸或海外去臺的青年有不少吧,暫且從這些人中選舉(雖然他們不能似第一屆國大代表那樣又大陸各選區人民選出)大陸代表亦可啊,何苦等到老代表們坐著輪椅去開會惹來一片噓聲!再者,大陸代表既然只餘象徵意義,便應及早大幅縮編,而不該等到最後被迫、被動地完全撤銷大陸席位。完全撤銷大陸席位,某種程度上便意味著放棄大陸了,也就可以被理解為自我矮化成地方政權,此舉甚為不智。 該次修憲最主要的副產品就是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於是單方面在法律上宣布終止了與大陸的敵對關係,不再將中G視為叛亂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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