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 種 政 治

兩  種  政  治 2018年北京之春紐約六四紀念大會   補記:這段話講出來可能太沉重,但,愛之深,痛之切,才有責之重。讀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獻給為純潔夢想殉難的六四英烈,也獻給那些未泯初心默默耕耘的朝聖者。   我上一次在紐約參加活動是西藏基金會主辦的李察基爾和薩迦法王的一場對話,主題是《艰难时刻的智慧与慈悲》。法王作了許多睿智和發人深思的論述,其中有一段,激起我的共鳴最大。當時李察基爾代表其他提問者問法王:尼姑和尚涉足世俗的政治,是可以的嗎?法王回答說,那要看是哪一種政治,是爾虞我詐、爭權奪利、滿足私慾的政治呢,還是捍衛自由、造福與民的政治? 我就想到,1989年,我們都還年青,意氣風發,滿懷理想,奮不顧身。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在1989年第一次主動地、積極地、近距離地參與到現實政治。在當時,我們絕大多數人嚮往和追求的政治,當然是薩迦法王提到的第二種政治——是捍衛自由、營造公平、與民造福的政治。這樣美好的政治期許,不止在1989年,也是從人類有史以來就不斷激發一代又一代正義青年投身革命或者投效公職的原動力。我們因爲社會不公拍案而起;我們因爲嫉惡如仇揭竿而立。我們的動機,無私、光明。我們的抱負,崇高、純粹。 然而,和任何一支起點純潔的革命隊伍一樣,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們開始蛻變。我們還沒有接近到權力,就開始爛在權力的幻夢裡。爲了這個幻夢,有人攀附權貴,有人不擇手段,有人首鼠兩端。我們手上還沒有一官半職,就已經爭得頭破血流,相互傾軋踐踏。我在國內和在海外都有幸目睹甚至親歷了各種無中生有的造謠潑污,各種別有用心的抓特務,各種山頭勢不兩立、你死我活——尤其是大家都知道的風起雲湧、雞飛狗跳的去年。 我並不是政治潔癖者,我明白「水至清則無魚」。所以見到一些自吹自擂但不損及他人的操作,我可以莞爾一笑而過;遇到罵罵咧咧吵吵鬧鬧,不管有沒有牽涉到我有沒有針對我,我都從不理會。政治免不了骯髒是我們選擇政治前就有的常識和準備,你不髒別人髒,爲了達到政治目標和承諾過的責任,只有忍。 但是爲什麼去年我忍不下去了呢?爲什麼去年上演的一出接一出的熱鬧大戲,幾乎徹底倒掉了我的胃口,比我自己被造謠被攻擊的時候還要令我難受,還要令我感受到空前的心灰意冷呢?我後來反思,我想可能是因爲那些表演太誇張,吃相太難看,而且是一輪接一輪頻繁的高強度的作嘔——你就算要玩政治陰謀也來點紙牌屋那樣高智商的嘛——如果政治必須卑賤到這個地步才能「成功」,如此下流的政治,不是值得我獻身的政治。 有人就要說了,你小白兔啊?難道你不知道,獨裁政治也好民主政治也好,都是人鬥人、人玩人,沒有道德底線,可以犯罪,不可以犯錯,勝者爲王。想要玩政治,入門第一課就是要四體圓滑、八面玲瓏,會拍馬屁會放屁,吹牛撒謊的時候面不改色。 沒錯。說到底只要狠下心不要臉,有樣學樣,這也就是很簡單的一條路,爲什麼我接受不了?是我自己有問題嗎?是我不適合從政嗎? 我很困惑,很懷疑自己,所以前段時間我索性從政治活動當中半退休,想要先去想清楚這個問題:政治最髒能有多髒?我對這骯髒的承受度可以有多高?法王提到的兩種政治,它們的區別是涇渭分明的嗎?第二種美好的政治是不務實的空想嗎?它必然會墮落到第一種醜陋的政治現實的下場嗎?政治的惡是不可避免的嗎?政治必須不擇手段地玩弄權術嗎? 這就又回到了一個爭論了上千年的政治哲學問題:政治與道德有沒有關係?政治家是否需要政治道德? 首先,政治爲什麼骯髒?因爲政治集中了整個社會的最高權力、最大利益、最稀缺的資源、最難得的誘惑,既可以改變社會的運行,也可以極大化提升自身的處境。所以,無論理想主義者、功利主義者,還是投機的賭徒都蜂擁而至。於是呢,這個團體有最高尚的人,也有最齷齪的人,有最真誠的人,也有最虛僞的人。 我們知道各行各業都有職業道德和倫理,譬如醫生有醫德,律師有律師職業道德教育。但是政治這一行,從業人士基本靠自學。中國在經過七十年的思想禁錮以後,一方面受毛氏鬥爭哲學和帝王術的影響,崇尚厚黑無恥,另一方面類似中世紀後的啓蒙階段,慾望禁錮太久以後急於釋放,所以在嚮往獨立自由的同時,成爲篤信霍布斯慾望心理學的布爾喬亞。很多人認爲,人性既然是自私自利的,談道德就是僞善;評價政治人物的維度是勝敗不是道德,衹要成功,手段再下三濫也無所謂。 我承認政治本質上的確是權力和利益的分配,分配得不好看的時候,那就是權力的爭奪和利益的算計。但是,我們投身政治的目標是爲了力圖讓不公平的社會分配可以更公平呢,還是僅僅爲了我們自己也能在裏面分一杯羹呢?我們追求的是公正的政治秩序呢,還是無序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政治呢? 人性有惡,或許政治的惡不可避免。但人性也有善,我相信,好的政治,他的價值目標是正義,他的終極關懷是爲善。道與術,是好政治和壞政治的區別,也是政治家和政客的區別。 中國的儒家對政治家的要求是:修身,方可以平天下。西方的康德提出一個問題:人類社會究竟需要「道德的政治家」還是「政治的道德家」?「政治的道德家」野心勃勃,長袖善舞,一心博取個人的政治功名,可惜靈魂一旦出賣給魔鬼是贖買不回來的,惡之花結不出善之果,他們只會讓政治秩序更加混亂更加惡劣。而具備政治智慧和政治德行的「道德的政治家」堅守道義、原則和至善的理想,才是公共權力正當的代理者。 因爲——政治如果不以至善的追求爲基石,我們事業的道義基礎何在?權力的正當性何在?真理正義何在? 如果我們沉醉於權力的遊戲、資本的遊戲、權錢結合的遊戲,如果我們熱衷的手段是打擊異己、賄賂、洗腦、陷害、欺詐、報復…… 那麼同樣是玩弄公眾於股掌,我們和我們反對的中共政府,又有多大區別? 如果從政的目的僅僅是爲了自己攫取權力,爲此可以罔顧正義原則,這樣的政客是無法代表人民的,這樣的政客是不情願爲人民服務的,這樣的政客只會欺騙人民,這樣的政客組成的政治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政治,這樣的政治不是六四死難者爲之殉身的政治!   1989年,羅大佑寫了一首歌《闪亮的日子》,他在歌中唱到:       我來唱一首歌 古老的那首歌       我輕輕地唱    你慢慢地和       是否你還記得 過去的夢想       那充滿希望燦爛的歲月       你我為了理想 歷盡了艱苦       我們曾經哭泣 也曾共同歡笑       但願你會記得 永遠地記著       我們曾經擁有閃亮的日子 二十九年過去了,但願我們永遠記得,六四殉難者的夢想;但願我們永遠不忘,一九八九年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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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走出迷思,中華民國將浴火重生

兩岸走出迷思,中華民國將浴火重生 —— 大華府地區三民主義大同盟紀念國父孫文151誕辰座談會 雪  笠 (湛 藍 空 氣) 2017.11.11   諸位前輩和先進早安!今天我特別榮幸,承蒙諸位的垂青,能在這裏同大家一起緬懷國父一生的奮鬥,探討三民主義和中華民國的未來,真的是非常感激! 大家對我可能還比較陌生,不過對於大陸的民國熱,相信多少都有些耳聞了。今天我就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大陸三民主義青年的成長,然後談談在目前中華民國被「圍剿」的情勢下,我所感受到的兩岸三民主義者分別存在的迷思,並分享我對於如何走出這迷思、迎接中華民國浴火重生的一點思考。 我在其他場合曾經大致介紹過大陸民國熱興起和發展的歷程以及民國憲政派的主張,這幾個發言都有收錄在我的個人博客(http://freeair.space/publication),有興趣深入瞭解的朋友可以找出來看看。今天時間有限,這部分我就總結性地回顧幾句: 我是2002年立誓從事這項工作的。2003年受惠於辛灝年老師《誰是新中國》這本書在大陸的流傳,我們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集結起來。爲了能在大陸的高壓下也得以傳播三民主義的理念,我的設計是先通過文化運動再來推動政治運動,也就是先推動民國歷史還原,再推動民國文化復興,最終發起民國憲政運動——因爲我們相信,恢復中華民國、重歸1947年的憲政之路是未來中國轉型最便捷、最平穩、成本最低,也最切實可行的方案。我們自稱民國憲政派。 我們和您們三十年來熟知的一部分民運人士有什麼不一樣呢?我們是三民主義者。我們的傳承不是來自中共體制內改革派也不是來自民盟的公知,我們直接繼承的是國父的三民主義思想,接棒的是蔣公力行實踐的精神。我們真正是中國國民黨的「子弟」。 然而歷史弔詭就弔詭在,恰恰我們這代人成長起來的時間,最願意爲「反共復國」赴死的時間,我們視爲依靠的復興基地、我們視爲親人的在臺灣的三民主義者遭遇到了最大的挫折,這個挫折甚至大過大陸淪陷的挫折。 2004年藍營選敗的第二天我就大病一場,莫名其妙地,可能因爲我潛意識裡已經預感到,陳水扁繼續執政下去,臺灣社會結構的變化已經不可避免——這個變化對於臺灣是福是禍,臺灣人比我更清楚;對於大陸淪陷區,意味的就是……復興基地漸行漸遠。 實際上這個結果在臺灣民主化那一天就註定了。 兩岸都有許多小清新的知識分子責備蔣公「獨裁」。事實上,蔣公非但不是獨裁者,而且是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他一心要實現國父從軍政經訓政到憲政的理想,在外戰剛剛勝利、內戰一觸即發,應該軍政的情況下他都急不可耐地步入了憲政,爲什麼到了臺灣要戒嚴和凍憲這麼多年呢?爲什麼在全力建設臺灣的同時沒有全方位開放民主化呢? 除了汲取在大陸的教訓,應對中共的滲透,我想可能還有一個深層的原因——他應該很清楚:人性都是自私的,臺灣一旦在整個中國民主化之前就全面民主化,普通的臺灣民衆就很難再關心大陸人民的福禍了,臺灣也就再難繼續作爲光復大陸的基地。 大陸的三民主義者早些年對臺灣、對國民黨抱有非常高的期望。我那時候是給他們潑冷水的。我說,你們想要國民黨中央做的事情,中央哪怕有心也未必有條件做了,何況他們現在的心思都不得不耗費在臺灣的選戰上——大陸的事情我們必須要自己努力。 過了幾年,這些朋友們,南望王師,朝盼夕盼,一年一年又一年,王師還是沒上岸…… 他們開始絕望,也有很多怨言。許多人問我,你跟我們說民運早期都是國民黨大力扶持的,你也轉述過紐約三民主義大同盟李勇前輩講的幾個故事,解釋爲什麼民運中有些人有些言行引起了國民黨的反感…… 國民黨不喜歡那些人可以理解,我們也不喜歡他們。但爲什麼黨部對我們這樣「根正苗藍」的「大陸國民黨」(註:非「民革」)也「不聞不問」呢?是害怕共產黨嗎?國民黨黨產沒了沒辦法資助我們我們也理解,但爲什麼要去跟中共推杯換盞呢?爲什麼不積極「光復大陸」了呢? 我跟他們說,這些或許只是我們看到的表面現象,要考慮到國民黨有許多難處,其中最核心的一點就是——臺灣民主化以後,國民黨首當其衝的任務就不再是光復大陸,而是要贏得臺灣的選舉;爲了贏取選舉,國民黨要服務和迎合的首要對象是兩千三百萬臺灣選民,因此不得不選擇臺灣優先。這樣一個我們無可奈何的苦澀現實,與其責備,不如體諒。 我前面描述的就是大陸三民主義者中常見的一個迷思:從南望王師到王師總是不上岸的心理落差,從一味依賴到徹底絕望,從不切實際的期望到索性放棄尋求結盟。怨恨,因爲期待不能得到滿足而產生的怨恨——這仍然是一種不夠自信不夠獨立的依賴心理。 同樣的,臺灣民主化以後臺灣優先的現實、紅綠的夾擊,也逼迫臺灣藍營出現了兩頭分化的傾向,一頭是本土化,一頭是紅統,中間則是像在座諸位一樣堅守國父遺志的正藍。我還注意到更加複雜的一個現象:在堅守正藍打擊紅統打擊藍皮綠骨的兩側,也同時出現了打擊擴大化。 關於紅統、關於許多藍營被臺獨逼紅的心路,我有過一篇發言專門分析。我個人是比較諒解他們——除了丟棄青天白日全心去擁護五星紅旗的人我會歸爲紅統以外,其餘人,只要還忠實於中華民國,對中共認識上的一些誤差我相信都還有機會糾正。 至於本土化,本土化本身沒有錯,但是一味本土化是沒有前途的。國民黨再本土化,能比民進黨和時代力量更本土化嗎?中國國民黨的根在大陸,中華民國的根在大陸。哪怕現在回不去,將來總是要回去的!回去才有生存和壯大的希望! 我2002年就誇過一個海口,假如我可以在大陸發展國民黨員,我相信一定會超過中共黨員的數目。我現在還敢打這個賭。國民黨在大陸的基礎可能是你們想像不到的好,所以臺灣的三民主義者沒有必要因爲臺灣的一點挫折就氣餒,大陸的三民主義者也沒有必要因爲「臺灣黨部不管我們」就哀怨。兩岸都需要走出迷思。大陸三民主義者要調整心態。第一要自信自立自強,第二要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諒解臺灣同志的艱難。無論現在有怎樣的障礙和不便使得我們必須各自努力,兩岸的三民主義者既然最終目標一致,總是要走到一起的,我們期待未來的合流。對於臺灣,我也冒昧提呈幾句建言:大陸要調整的是心態,臺灣要調整的是策略。第一須重振黨魂。凝聚黨魂和吸引選票的目標受衆不同,所以不用擔心三民主義「不合時宜」,三民主義放之四海皆準,不可能不合時宜,有「不合時宜」那也是宣傳方法「不合時宜」。第二須團結一致,在反對所謂紅統和所謂藍皮綠骨的同時注意不擴大化,避免傷及無辜同志。第三要高度警醒,抵禦中共無孔不入的統戰心戰,同時也不妨嘗試用三民主義去「統」或者說去影響中共內尚存良知的幹部。當然我們都知道中共玩統戰更厲害,所以這個反統戰的技巧還需要研究。第四,最重要的一點,須未雨綢繆,經營大陸。如何經營呢,我這裏說的不是到大陸去經商,而是經營大陸的十幾億民心。大陸民國派恰好在中華民國在臺灣遇到最嚴重挑戰和危機的時刻蓬勃發展起來,或許不是時機不巧,而是時機正好。國民黨可以同大陸民國派「靈活」地合作,可以利用自身的條件去推動大陸的進步,我們可以設計許多溫和的漸進的方案,不一定就會與中共發生立刻的激烈的正面衝突。如果國民黨官方不方便出面,也可以交由民間。我認爲這也可以算是某一種形式的由非執政黨推行的「訓政」,一種「訓政」的嘗試。 有人可能要問,中華民國回大陸,還要等多久?我不會算命,我算不出中共的獨裁哪天垮臺。我只會爲那一天做好我能做到的所有準備。我們的準備越周全,社會動盪的規模越小,民衆受苦越少,中華民國順利光復的預期越大。 當然,讓我們祈求國父在天英靈保佑我們儘早成功,最好成功就在眼前! 最後我要再向三民主義大同盟致敬!我九十年代末在大陸上網就知道有一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就心嚮往之。我們出生在淪陷區的民國派能走到今天、我們對三民主義能有今天的認識,離不開您們對中華民國的守護、對三民主義的忠誠、對國父精神的傳承。請允許我代表大陸同仁,感謝您們多年以來的堅持不懈!   首發《縱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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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六四應當摒棄傲慢的菁英心態——對六四紀念的三點反思和建議(二)

  對六四紀念的三點反思和建議—— (二)紀念六四應當摒棄傲慢的菁英心態 雪 笠 2017.06   年年紀念六四反思六四,今年我就談幾點對紀念六四的反思和建議吧—— 第一、紀念六四應當強調八九運動是全民運動; 第二、紀念六四應當摒棄傲慢的菁英心態; 第三、紀念六四應當溯及本初。   二、紀念六四,應當摒棄傲慢的菁英心態。   講這一條,是特別為了悼念今年逝世的余志堅先生。 不要誤會我,基本上我是支持菁英民主政治,警惕民粹政治的。但是我要問一句:誰是菁英?誰稱得上菁英? 菁英一詞來自英文ELITE,早期的菁英主義是用身份、財產、地位來作爲衡量標準,這時候的菁英政治就等同於寡頭政治。後來發展到菁英民主以後,菁英的涵義再延伸到具備相當「知識」、「技能」、「天賦」的群體。姑且不論辭典上對菁英如何定義,我們支持菁英政治的基礎理由應當是:菁英比大衆具備更強的政治決策和管理能力,更高瞻遠矚。 然而事實上,在一個權力壟斷、機會不平等的社會,菁英是怎樣養成的呢? 在體制內,誰是菁英,誰不是菁英,是由地位高低決定的,而地位的高低未必跟能力成正比。體制外呢,菁英與否是由其透過媒體的影響大小決定的,至於知識廣度、思想深度和成熟度,並不起多大作用。我們哪怕看西媒也是如此 — 尤其從去年美國大選的左右互博 — 可以看到:影響大的,自命菁英的,未必是真知灼見的。我們異議群體更如斯,尤其是中國的異議群體囿於客觀限制,更難得有機會檢驗自己實際的民意基礎和實際的政治操盤能力。 換言之,體制內衡量菁英的標準是體制的重視程度;體制外衡量菁英的標準是媒體的重視程度。因此體制內外都往往是掌握權力、掌握資源、掌握話語權者成爲「菁英」,話語權匱乏者就只能是「草根」了。 可是,如果我們比別人多一點資源,多一點名氣,多一點話語權,我們就一定是菁英,就一定正確,就一定比別人更有思想,更有遠見嗎? 我上小學的時候,還是八十年代初,家裏請過一個從附近農村來的木匠做傢俱。完工結帳的時候,他是怎麼數我媽媽付給他的工資的呢?這位狡黠的木匠慢騰騰地將紙幣一張一張地舉到燈泡面前,「一個豬腦殼」,「兩個豬腦殼」,「三個豬腦殼」…… 我小時候就知道老毛不是個好東西,但是這麼明目張膽地譏諷和侮辱毛大神,還是嚇了我一跳。有些人總愛嘲笑中國農民有多愚昧。我要說,這位農民木匠比當時許多自以爲是的知識分子都要高明,我願意尊稱他一聲「啓蒙老師」! 這個木匠還單單是有勇氣講出來,就已經令我耳目一新了。湖南三壯士在天安門那驚天一擲,在我心中,那是比得上高漸離擲築、荊軻刺秦! 在決心去做大戰風車的唐吉訶德之前,他們也試過求見學運高層,試過遞建議書,試過投稿廣播站。儘管廣場上一片沸騰的民主氣氛,余志堅後來感嘆:「我們這樣的外省草根,根本插不上話」。 余志堅和喻東嶽都受過高等教育,至少稱得上小知識分子吧,他們的政治思維比當时許多大知識份子都超前,可是到了北京,到了權力的中樞,哪怕是遇到代表民主力量的權力中樞,他們也還是沒人理睬的「草根」。 菁英心態是什麼?自以爲壟斷宇宙真理的傲慢。廣場上只有一個廣播站,壟斷了最響亮的話語權。傲慢的菁英心態,使得三壯士的話語得不到聲張,只好用最危險的行爲藝術的方式來呈現。 當絕大多數自命不凡的熊孩子還在天真爛漫地向黨媽媽撒嬌賣萌,爲了喚醒他們,三壯士將自己年青鮮活的生命擲向了森嚴的神壇。 同樣的,更加草根的「六四暴徒」本着樸素的正義感在最危險的時候作出了在許多人看來是衝動冒失的一博。 一定會有人責備他們不夠冷靜。但是,一個民族如果只剩下冷靜,只剩下理性,沒有了血性,那和一具蒼白的乾屍、一架精於算計的機器又有什麼兩樣呢! 所以今天我要大聲疾呼:湖南三壯士才是天安門廣場上最最清醒的人!六四「暴徒」才是一九八九年最最勇敢的人! 我曾經在其他場合也說過這句話,當時有人善意地指出,這些人雖然「可憐」,他們今天的言行卻並不都「盡如人意」,並「不好相處」。沒有人能盡善盡美,我不是不能想見。但我還是要說,在一九八九年那樣的年代,不存在血卡,不存在政庇移民的前景,他們做出那樣的義無反顧,不可能有任何私心,不可能有任何求名求利的動機。無論今天他們是什麼樣的人,當年他們都是當之無愧的英雄! 尤其「六四暴徒」, 死者,死於良心,死於熱血,令我們這些生者羞愧;倖存者,在長期被遺忘被忽略以後終於逐漸得到一些關注,但他們得到的關注還遠遠不夠,與他們的犧牲、他們的價值,還遠遠不成正比。 在這一個紀念日,我要特別向他們致敬。這些「草根英雄」。 同時,在今天這樣一個信息時代,我們更要警醒自己傲慢的「菁英心態」。我們常常自詡「知識份子」。何謂「知識份子」?我們不過可能在某些領域多一點點知識,而在其他領域的知識遠遠不及「屠狗輩」們。何況在互聯網興起後,獲取知識的門檻已經大大降低,一個自學能力強的人不需要上大學、進名校也完全可以比名校畢業的高學位人士學到更多知識(雖然未必有條件獲取更多資源)。我們何德何能自以爲掌握了宇宙真理呢?去年美國大選已經讓我們目睹了「菁英傲慢」的失敗,但同時崛起的,不應當是民粹主義,而應當是不恥下問的、願意深入聆聽社會其他階層聲音的、不傲慢的、「非自以爲是的菁英主義」。   (基於在2017.06.06 大紐約地區紀念六四28週年大會上的發言展開,待續)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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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六四應當強調八九運動是全民運動—— 對六四紀念的三點反思和建議(一)

  對六四紀念的三點反思和建議—— (一)紀念六四應當强調八九運動是全民運動 雪 笠 2017.06   年年紀念六四反思六四,今年我就談幾點對紀念六四的反思和建議吧—— 第一、紀念六四應當強調八九運動是全民運動; 第二、紀念六四應當摒棄傲慢的菁英心態; 第三、紀念六四應當溯及本初。   一、紀念六四,應當強調八九運動是全民運動。   八九年那場波瀾壯闊的運動,通常都稱爲八九學潮或者八九學運。儘管也有八九民運的講法,也早有不少論述指出學生運動在後期轉化成爲了全民運動,但我以爲,這樣的聲音還不夠多,還不夠響亮,強調得還不夠。在一般人的意識中,八九民運仍然是一場由「知識分子」主導的,以在校大學生爲主體的「學生運動」。雖然沒有人否認當時隨處可見的社會其他各階層廣泛的參與,不過,他們被統稱爲「市民」或者「北京市民」,而「市民」在運動中的角色僅僅被定位爲「積極支持和響應」,至於北京以外的全國各大中小城市的學運、工運、民運…… 的細節,就更少有人關注和研究了。 毫無疑問,這場運動當然是由學生運動發端的。我曾經聽一位來自上海的前輩開玩笑說,八九年之所以能夠鬧大,幸虧帶頭鬧的都是「共產黨自己的孩子」。他說,像他那樣的歷史反革命的狗崽子,給黨搗亂有前科的壞分子,每天都被看得巖巖實實的,不要說去人民廣場「逛」幾圈了,還沒走到巷口就被捉回去了。就我兒時的印象,我一向以爲八十年代是紅色中國思想最自由化、最少約束的一段時期,聽他這麼一說,我回頭再看才意識到:八十年代相對自由寬鬆的風氣大多還只限學術界、知識界(而且也還是時鬆時緊),所以我們象牙塔裡的書生才有了這樣的錯覺。事實上,民間社會的管控比七十年代好不了許多。翻查歷史檔案可以發現,八十年代全國各地都有不少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其他反共活動,他們比學生更早組織起來,甚至提出了遠更激進的政治訴求,但是都很快被撲滅了。所以,一九八九年如果不是因爲作爲體制儲備幹部的天之驕子的大學生首先上街而且得到體制內改革派的默許甚至鼓勵,全民運動在當時的環境下並不太可能形成。 那麼學生運動爲什麼會發展到全民運動呢? 爲什麼會得到全社會那麼熱情和一致的參與呢?通常解釋是物價飛漲、官倒橫行造成民間怨聲載道。沒錯。但如果僅僅將民衆的動機理解爲對學運的同情和對利益的共鳴,那也太低估他們的經驗和他們的自覺了。 楊小凱在《文革並非前後一致的十年浩劫》中用這麼一句話解釋了文革當中「非官方的造反派」的崛起:「共產黨的系統的政治迫害在有秩序時會被人們故意地偽裝遺忘…… 但人們並沒有真的忘記這種迫害,所以一旦政治控制放鬆,被迫害者就會混合著革命歡快症一下突然暴發出來」。 前三十年浩劫中,中國的絕大多數家庭都遭到了或多或少的迫害。「平反」和「改革開放」雖然暫時緩解了傷痛,但傷害的記憶還留存在人們的意識或者潛意識裡,混合着對腐敗貪污等現象的新的不滿,一旦被學潮開了閘,就不可抑制地迸發出來。 所以從學生運動到全民運動的轉折點不是在戒嚴後,不是在絕食後,甚至也不是在四.二六社論後。我記得四.一五學生剛上街,民間的議論就沸騰起來,觀望沒多久就熱烈地加入進去了。觀望什麼呢?觀望中共的反應。所以,投入進去的民衆大多還是比較樂觀的,是寄望於中共可以改正的。而對中共的迫害和恐怖記憶最深,傷痕最深,仇恨最深那批人,包括當時仍然奉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臺灣以及臺灣支持下的海外民運,都繼續在觀望而沒有採取「主動」「引領」的行動。因此,儘管「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在學潮第一週就有人喊了出來,畢竟沒有成爲運動的主流。一場並不反對中國共產黨的秩序井然的羣衆運動能有什麼嚴重的後果呢?於是貼上了「深化改革」的護身符的人們在激情的驅使下,忘我地投入了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 王超華有段回憶描述了四二六社論以後的四二七遊行,當時學生還很緊張,走到警察的防線前面還有猶豫,是羣衆把警察推開,叫學生「快來」。在我看,這已經不是「響應」,是「推動」了。事實上,整個八九運動過程我們都可以觀察到,每次學生、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的明星人物瞻前顧後,擔心「學運變性」,擔心被追究政治責任的時候,民衆都比他們更有熱情,步子更大,是民衆在把這場運動往前推,而不是往後縮。 我們在研究八九運動的時候,往往將重點放在高層的祕辛、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領袖的活動上,近年來才有廖亦武、吳仁華等開始整理「六四暴徒」的事蹟。我建議,研究八九,對於當時社會各階層的心態和動態,都可以有更細緻、更立體化的觀察和剖析,繪製出更全面的群像。 中共不總是哄騙今人說八九學潮是「一羣不懂事的小孩子的胡鬧」嗎?所以我們更應該特別強調:八九運動是一場完全自發的全民運動。有人會說各個階層的訴求不盡相同,沒錯,但所有階層都有一點相同的訴求,那就是全民議政、全民要求參政! 這一點,中共的大佬們比誰都看得清楚。 中共自己就靠發動學生運動發家的,還怕控制不了學生運動嗎?還怕這些仍然天真地、親切地稱呼共產中國爲「共和國」,爲了挽救這個「共和國」而絕食的學生嗎?爲什麼要鎮壓?爲什麼要「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平安」?正是因爲看到了「萬衆一心」的苗頭,正是因爲對全民運動的恐懼。 當年如此,今天也如此。     (基於在2017.06.06 大紐約地區紀念六四28週年大會上的發言展開,待續)   首發 《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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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精神與八九精神 ——兼論代際與傳承

          紀念六四二十八週年成都酒案座談會上的發言·华盛顿 2017年6月3日 雪 笠          我很有幸——我和陳奎德老師一樣,既生爲江南人,亦生爲四川人。對這兩個故鄉,我都可以毫不掩飾我的驕傲——從來外寇入侵、強權壓凌,江南的書生和巴蜀的義士都是抵抗最烈、堅持最久的。       歷時最久的一次堅壁清野,可能莫過於合川釣魚城死守孤堡抵禦蒙元的三十六年抗戰。自從1239年初築釣魚城,1243年複築釣魚城,1259年蒙古大軍折鞭城下,蒙哥大汗病死(或是氣死)縉雲山 …… 歷經了數百場的鏖戰,直到1279年陸秀夫在崖山抱着小皇帝跳海殉國,宋室覆亡已成定局之後,釣魚城守將爲救濟滿城軍民性命方才開城投降。這綿綿三十六年的浴血苦守,雖未能最後救亡中國,卻在不經意中緩解了歐陸戰禍,改寫了世界格局。        最成功的一次抵抗,並且再次書寫世界格局的,當然是中華民國以四川爲大後方、以重慶爲戰時首都的八年對日抗戰。        日寇全面侵華的第三天,川軍統帥劉湘便通電全國,主動請纓出川抗戰。於是,八年當中,累計三百五十萬川軍腳穿草鞋,身披「死」字旗,前赴後繼,踏出夔門關。這面旗「傷時拭血,死後裹身」,他們誓言「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        八年下來,川軍付出了六十四萬的傷亡。非但如此,四川還以一省之力,承擔了全國最多的難民、最多的糧草、最高的軍餉。        歷史上至少有兩次屠四川。宋亡,四川最後降,全省屠。明末,四川又不降,在「已經屠川」的張獻忠死後,清軍又花了十三年才攻進四川,全省人口幾乎屠殺殆盡,四川人的鬥志仍然沒有殆盡…… 在中華民國堅苦卓絕的衛國戰爭中,四川又一次犧牲最多,貢獻最巨。而這一次,中國沒有亡。「四川不亡,中國不滅」,無怪乎蔣中正屢次讚譽四川對於中國之地位與責任,對於中國革命之功績與責任!       在轟炸不斷,苦撐危局的重慶,曾經立起一座「精神堡壘」,她見證了硝煙,見證了堅韌,見證了犧牲,見證了勝利,見證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復興。這就是《一寸河山一寸血》第26集特別演說的「重慶精神」。       辜鸿铭寫過一本書,《中國人的精神》。中國人的精神究竟是什麼?爭議頗大。但我想,我們可以沒有爭議的是,以四川保路運動爲肇始的辛亥革命精神,以重慶精神堡壘爲標誌的全民抗戰精神,這樣的精神,才是中國人應有的精神!       遺憾的是,中國沒有亡於日本,卻亡在了中共。到民國三十八年末,戡亂失敗,大陸全境淪陷。此後二三十年間,以反共救國爲旗號,以川北黑水爲典型的大大小小的抵抗運動此起彼伏,延綿不斷。根據中共的文獻記載,從1950年到1953年,全國「殲滅匪特武裝240余萬人」,其中西南「殲滅116萬」。這還遠遠不是結束,這還不包括大饑荒期間的農民武裝暴動、文革期間打着「造反派」旗號舉義的真「造反」、以及工人組黨和建軍譬如1970年南桐的「反共青年近衛軍」、1984年雙河的「民主革命組織」…… 等等。       由於中共數十年對信息的封鎖、對歷史的污毀、對真相的矇蔽,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九年走上街頭的人們大多未必瞭解抗戰的歷史,更沒聽說過反共救國軍的事蹟。四五運動藉悼念周恩來發起,八九運動藉悼念胡耀邦發起。即便這兩場十分相似的運動也遇到了代際的鴻溝——我曾經聽一位早年參加異議運動的朋友感喟:六四一代造出了自己的風雲人物,他們對四五一代僅保有禮貌性質的尊重。同樣,我自己也切身體會到,我這一代或許對六四還有刻骨銘心的記憶,八〇後、九〇後的青年已經鮮有六四情結了,至少沒有那麼揪心撕肺了。他們醒悟的契機,六四是其中一個因素,但也有很多其他因素,與六四關係不大了。然而這絲毫無損八九精神的傳承,就像八九學生對所謂「解放前」歷史的知識斷層並無損重慶精神的傳承。        從八酒成都酒案中(主持人已詳細介紹,此處不贅述),我再次看到這樣的精神,那是川人不懼強權、樂觀幽默、敢爲人先、堅韌不拔、豪氣沖天的精神。        這樣的精神是從歷史中汲取的母乳,而無謂這段歷史或是那段歷史,因爲她深植於我們的文化中,她已經成爲我們的性格,她只需要激發和催化。因此我要說,重慶精神,上可以上溯到釣魚城,下可以下溯到八九——釣魚城抵禦外侮歷經三十六年持久戰,重慶政府反法西斯歷經八年持久戰,六四年年燭光到今天也已歷經二十八年持久戰,自1949以降對中共專政的反抗、恢復中華民國憲政的努力,更是歷經了六十八年的持久戰。        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堅持,這就是重慶精神傳承給八九精神的精髓。        哪怕曠日持久,哪怕艱辛困苦,哪怕起起伏伏,也要轟轟烈烈!八九八酒,要喝就喝這樣的酒,喝了蕩氣迴腸的酒!   首發《中國人權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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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念西藏反共抗暴起義58周年集會上的英文演講

自由西藏!自由中國! 在紀念西藏反共抗暴起義58周年集會上的英文演講 2017年3月10日,華盛頓特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門前 雪笠 · 議報主編 · 國際漢藏協會秘書長   中文意譯(探春譯,雪笠修訂)   親愛的西藏姊妹和兄弟們! 今天,我同你們一起站在這冰涼的風雨裡,我的心就像這冷雨一樣,嚶嚶飲泣。我難以想象,58年前的這個日子,達賴喇嘛尊者和英勇的藏族同胞們是歷經怎樣的艱險,與怎樣的殘虐、怎樣的暴行對峙,才闢出一條生路,逃離「人民解放軍」的暴政和奴役。我更難以想象,又是何種堅定的容忍心,何等高貴的寬恕心,驅使達賴喇嘛和你們,善良的藏族同胞們,不怨不嗔,不是選擇可能殃及漢族平民的暴力復仇,而是默默走上一條談判之路、中間道路、火焚肉身、自我犧牲之路……我實在不知該用什麼樣的詞語才能表述我的無限崇敬和深深感佩之情。我們每一個漢人都應當心存感激! 我親愛的西藏姊妹和兄弟們,當我今天同你們一起站在這裡,我不覺得我是一位客人,我不覺得我是一名局外人,我與你們一樣椎心泣血,我與你們一樣義憤填膺!在我身後的這面血旗和這個政權不僅僅竊占了你們美麗的家園,你們所摯愛的西藏的土地!它也一樣奪走了我的家園,竊踞了我心愛的祖國——中華民國的廣袤大陸,長達68年之久……我可以無比真切地體會你們自1959年以來承受了多麼深重的苦難,這些苦難就如同我們自1949年以來所經受的一樣,甚至更加慘痛。 當我今天同你們肩並肩一起站在這裡,我親愛的西藏姊妹和兄弟們,請你們保有信心——漢族同胞與藏族同胞絕非仇敵,我們都是這個邪惡政權的奴隸!我們分擔相同的苦難,我們慰籍各自的悲慼,同樣的,我們也踐行著共同的努力,向共同的目標奮進——那就是,驅逐賊寇,顛覆專政,解民倒懸,造就自由西藏和自由中國的新生! 讓我們一起高呼—— 自由西藏萬歲!自由中國萬歲!   英文演講原稿:   FREE TIBET! FREE CHINA! Speech on Mar 10, 2017, 58th Tibetan Uprising Day Rally, (in front of the PRC Embassy) Adela Lan (Xueli Wang)   Dear Tibetan Sisters and Brothers! Standing here with you today, my heart weeps like this cold rain. I can hardly imagine on this day 58 years ago, what kind of brutality, what kind of atrocity, did his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you brave Tibetan people, have to endure and fight agains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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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TIBET! FREE CHINA! — Speech on Mar 10, 2017, 58th Tibetan Uprising Day Rally

FREE TIBET! FREE CHINA! Speech on Mar 10, 2017, 58th Tibetan Uprising Day Rally, (in front of the PRC Embassy, Washington DC) Adela Lan (Xueli Wang)   Dear Tibetan Sisters and Brothers! Standing here with you today, my heart weeps like this cold rain. I can hardly imagine on this day 58 years ago, what kind of brutality, what kind of atrocity, did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you brave Tibetan people, have to endure and fight against, in order to carve your path of escape from captivity and oppression. It is even harder to comprehend what strong tolerance,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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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新興民主思潮:重建中華民國憲政

  A Rising Democratic Thinking in Mainland China: Restoring Republic of China Constitutionalism 中國大陸新興民主思潮:重建中華民國憲政   Adela Lan (Xueli Wang) ‘s speech at China Democracy Forum, NYU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Oct 2nd, 2016 中國民主論壇,紐約大學會場,2016年10月2日 英文演講:雪笠 (空氣) (中文譯稿:香川克之中譯    雪笠修訂)   Today is Oct 2nd. 67 years ago yesterday in Pek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ly declared its conquest of mainland China. Two months later,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took off from Sichuan, the base from which China had defeated Japa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moved to Taiwan,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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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ising Democratic Thinking in Mainland China: Restoring ROC Constitutionalism

A Rising Democratic Thinking in Mainland China: Restoring Republic of China Constitutionalism Adela Lan (Xueli Wang) ‘s speech at China Democracy Forum, NYU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Oct 2nd, 2016   Today is Oct 2nd. 67 years ago yesterday in Pek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ly declared its conquest of mainland China. Two months later,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took off from Sichuan, the base from which China had defeated Japa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moved to Taiwan, an island that he selected as the next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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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麗島和七〇九看民國法治精神和中共「依法治國」

從美麗島和七〇九看民國法治精神和中共「依法治國」 雪    笠 2016年8月2日 · 紐約 · 澳洲齊氏文化基金會第九屆推動中國進步獎頒獎典禮   主辦方原本建議我講講民國法治精神和中共依法治國的對照,不過這個題目很大,我沒有足夠的時間準備,並且法理的分析聽眾聽起來也很枯燥,所以我還是講幾個歷史故事吧,從這幾個故事來管窺何謂法治。 七〇九大抓捕兩天後我在華盛頓一個智庫的會議上旁聽到一個提問,提問者介紹了剛剛在大陸發生的七〇九事件和幾十年前在臺灣發生的美麗島事件,然後結論說「中國正在走進美麗島一樣的黑暗時代」。這句話顯然來自余傑的文章「中國走進了美麗島時代」,當時這句名言在大量場合被廣泛引用。 余傑這個比喻的本意我相信是一種樂觀的期待,可是我對那位提問者的解讀還是忍不住有一點好奇,難道他以為中共統治的大陸不是一向都黑暗而是才「走進黑暗」嗎?難道七〇九之前中共統治的大陸還不如蔣經國時代的臺灣「黑暗」嗎?難道說極權的中共才開始「退步」到國民黨當年的威權時代嗎?難道習近平是在向蔣經國學習「迫害人權」嗎? 不過既然大家都將七〇九喻為美麗島,我覺得也不妨更細節地比照一下,看看我們究竟離美麗島有多遠。 首先我們來看執政者和反對派當時各自的狀況。 美麗島這邊:剛剛還政於民的國民黨正在沾沾自喜完成了孫文從訓政到憲政的遺命,就被共諜和共軍裡應外合攆到退守臺灣,每每想到匪諜就如驚弓之鳥、針芒在背,痛定思痛,決定戡亂時期須非常措施,不暫緩憲政重回訓政不足以防禦中共滲透。於是,臺灣戒嚴期間有兩大不自由的禁區,一曰共產主義,一曰臺灣獨立。但同時呢,憲政畢竟是國民黨的終極目標,所以地方自治和地方選舉並沒有停步,國府一九四九年12月才遷到臺灣,中共正虎視眈眈地要跨海打過來,就在這樣的戰爭應急待變狀態下,一九五〇年台灣照樣選縣長市長、縣議員市議員、省議員,一九六九年又開始開放補選中央層級的立法委員。美麗島事件的參與人黃信介32歲就當選了臺北議員,40歲成為立法委員,康寧祥31歲當選臺北議員,34歲成為立法委員,林義雄36歲成為臺灣省議員,張俊宏39歲當選臺灣省議員,呂秀蓮34歲當選國大代表…… 這些都發生在美麗島事件之前,他們都是作為國民黨外的反國民黨的人士參選和當選並且事件發生時都還在任期中。 再看七〇九:2015年中共已經穩坐大陸政權66年,這66年的前三十年,大陸人民只有高呼毛主席萬歲的自由,後三十年只有悶聲掙錢的自由。維權律師雖然多出自體制內,中間也只出現了幾個零星的前人大代表,而人大代表的監督權哪怕和臺灣戒嚴時期相比也是個笑話,這個笑話有一位跟黃信介呂秀蓮等人一起投身美麗島遊行的本省豪傑黃順興可能體會最深。黃順興從1950年就成為臺灣大名鼎鼎的的民主鬥士之一,國民黨情治單位長期指控他勾結共匪,可是他毫髮無傷,在白色恐怖中,在黑暗的戒嚴期,三次當選臺東縣縣議員,兩次當選中央立法委員,並選上臺東縣縣長。1985年(還在解嚴之前)他大膽地、徹底地逃離國民黨的統治,從常住地日本繞道美國來到大陸定居。中共統戰部邀請他、習近平的爸爸批准他做全國人大委員,他一路做到常委,並且以投下人大第一張反對票而聞名。可是他這個在國民黨統治下養成的動不動就「反對」的習慣在大陸很不合共產黨統治的時宜,讓「主人」很難看。譬如有一次他想要對三峽工程公開發表意見,大會主席就不理他,他還不懂事,非要自己站起來發言,結果他一開口會場的音響馬上消音,他扯破嗓子喊也沒幾個人聽得到。中共極力統戰的台灣民主英雄尚且如此待遇,大陸維權律師的政治地位又如何能同美麗島的當事人相提並論呢? 我們再看時代背景和政治環境:美麗島事件發生的時間是一九七九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卡特突然宣佈中美斷交,轉而承認中共偽政權——這可能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之一。由於美國對臺灣至關重要的軍事和政治影響,蔣經國總統為防範國家安全意外,連下三道緊急處分令,最後一道是將正在進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延期舉行。也就是1978年末那一次立法委員選舉暫停,延到國家情勢略趨穩定後的1980年再選。在那之前,中華民國在國際上風雨飄搖前途未定,黨外反對運動也因此更加風起雲湧,藉中美斷交一案挑戰國府的既定國策,同時反對選舉延期並走向街頭運動。當時國民黨稱美麗島事件為高雄暴力叛亂,美麗島參與人則稱為高雄起義,為什麼叫起義?因為遊行的數千民眾都是手持木棒上街的,在遇到防暴警釋放催淚彈的時候是用木棒磚頭和酒瓶還擊的,並且勇猛地襲擊了附近的警察局,史稱第二個「二二八」,衝突之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反觀2015年的大陸,習近平的中國夢做得正酣,國內剛剛收拾完一大票黨內異己,國外頻繁出訪,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也恭恭敬敬鋪上紅地毯。雖然有我們這些人譬如高律師這本書唱衰它的雜音,表面上也還算歌舞昇平。就在這樣中共荷包鼓鼓揚眉吐氣的「盛世」,一小撮不自量力的維權律師不過是幫人打官司維權消災,又沒有抓起傢伙上街起義,談不上有多大威脅,可是他們簡簡單單地坐在家裡就莫名其妙地被抓起來了。 我們再看美麗島事件之後,整個審判是公開透明的,全程新聞一路跟蹤報道,為美麗島當事人辯護的律師也沒有一個失蹤。而在七〇九,為人辯護的律師們成為被捕入獄的當事人,至今還不能同代理自己的律師會見。 為什麼七〇九和美麗島會有如此的不同? 因為民國即便在戰亂、訓政和戒嚴期間,也還秉持著民國初建時奠定的法治精神,有一本從大陸帶來的迄今為止最完整最優秀的中文法典——《六法全書》,有一部主權在民、無分男女階級黨派一律平等的《中華民國憲法》,有一批堅持原則的獨立的法律精英,有一個不動搖的終極目標:憲政共和。然而在淪陷後的大陸,憲政被中斷,民國法治也被中斷,六法全書被廢,代之為中共版本的「依法治國」。 這個「依法治國」是不是「法治」呢? 何謂法治?法治有幾個要素, 譬如,紛爭不是任意解決而是由法律解決。這就要求法律具備普遍性,明確,沒有內在矛盾,可預期(不可以是出於政治需要的任意解釋),並且為公眾所知曉。中共制訂的法律,民商方面雖然翻版了很多民國法條,但由於它自身不能自圓其說的統治邏輯,很多東西它不敢從民國的法律里抄,尤其是刑法和行政法,所以在大陸讀過法律的人都知道,中共的法律到處都是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漏洞,按上面的要求看完全不及格。 更重要的要素是,法治要求法律高於政府,當然更高於黨派。法治將國家、政府、政黨、政治領袖都置於其規範之下;在法治框架下,法律首先約束政府,遏制絕對權力。同時法治要求的法律制度,一方面要具備普遍、明確、穩定、可預期、公開等品性,一方面需要通過立法、司法、行政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來保障,而這些制度性安排中最重要的就是立法、司法、行政各自獨立的分權制衡。 可是中共的「依法治國」明確表示「法治」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甚至要「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那麼請問,究竟是法高一尺還是黨高一丈呢?治國的依據究竟是法律文本還是黨的意見呢?這究竟是「法治」還是「黨治」呢? 再者,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據的根本法是憲法,可是中共制訂的憲法開宗明義就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主張中國各族人民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指引。接著又說國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是這些人民不是被領導著的嗎?領導者肯定比被領導者有權力嘛!國家這一切權力不就還是屬於黨的了嘛!而且人民的權力要如何行使呢?緊接著第二句就限定了「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可是人大不也是跟人民一樣需要黨來領導的嗎?這個國家權力不還是由黨在行使嗎?我們平常批評中共黨法邏輯關係混亂,一邊說各政黨都必須接受法律規範,一邊說黨領導法治,儼然凌駕於法律之上,自相矛盾。其實仔細想想,貌似我們有點冤枉他們啦,因為這些法條繞來繞去,言下之意,黨就是法嘛,難怪黨可以領導政府或者說黨就是政府,難怪黨可以領導人民或者說黨才是人民我們都不是人民,從這個角度看邏輯就繞通了嘛—— 黨就等於法,黨自己立法,自己解釋,自己執行,這,就是社會主義「法治」。 顯然,這樣的「法治」不是法治原義的「RULE OF LAW」,而是「RULE BY LAW」,是法管、法制,是用中國共產黨組成的政府,藉由中國共產黨制訂的法律、規章、制度來管制中國的公民。習近平有沒有比他的前幾任更重視法律呢?有!他相當重視法律,所以他上任以來就玩出好多新法的花樣,而這些新法都是他有針對性地壓制異己的工具,他完美地繼承了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法家」思想。 既然黨領導法,黨自己立法自己解釋自己執行,黨當然可以隨心所欲,制訂出各種口袋罪來對付給黨添了麻煩的維權律師,譬如偽證罪/辯護人妨害證據罪、擾亂法庭秩序罪、洩露案件信息罪、洩露國家祕密罪、誹謗罪、尋釁滋事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等等。維權在中共的法典里就等於妨害(黨對)社會的管理秩序、等於妨害(黨的)司法、等於尋釁滋事、等於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有了這些兜底的口袋罪,維權律師不但無法為當事人聲張權益,就連自己的權利都無法保障。 大陸在民國時期,律師可以完全不鳥法官。這個事實,眾多曾經為被國民黨政府起訴的中共領導人物上庭辯護的左派名律師們,均以其當時的親身行動予以了證實。除了名律師可以無所畏懼,普通律師也一樣。上海曾經有一位程孟明律師因為一張欠賬單向法院控告郵電總局局長,法院判他敗訴後他繼而控告法官瀆職,昂首闊步、振振有辭。這些律師如此生猛,不是大膽,而是自然。因為民國有一個法治的環境給了他們在面對法官時的體面和尊嚴,他們不需要懼怕政府不需要哀求法官,他們可以不理會政治壓力而獨立執業,沒有哪個政府官員敢危及他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今天的大陸呢,律師敢跟法官叫板而不遭到報復嗎?這不是因為今天的律師比民國的律師缺乏勇氣,而是因為今天的律師只是被黨視為司法遊戲的一環、視為司法工具之一,只能依附於政府和執政黨才能生存。一些不甘於此的律師試圖衝出生天,他們先認可中共的法律,不挑戰立法的根本,先在司法的環節儘量爭取正義,逐漸地來突破缺口。這樣的考慮不可謂不現實不苦心積慮。然而他們成敗的變數仍然依附於執政者的開明與否——因為中國大陸不僅僅司法不正義不獨立,立法更加不正義不獨立。立法不明,司法何彰?所以中國維權律師們十數年來的全部抗爭輕輕鬆鬆就被習近平新制訂的幾個口袋罪給收了進去。 我們再回頭看美麗島。現在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發行《美麗島》之前,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等美麗島當事人還辦過一本雜誌叫《臺灣政論》,這本雜誌有一篇最著名的文章,出自當時的黨外大佬現在的獨派大佬邱垂亮之手,題曰《兩種心向》。這篇文章宣傳,台灣人要想當家做主只有兩條路,第一要武裝起義推翻國民黨的獨裁政權;第二要團結起來奮鬥爭取早日和祖國和平統一。這裡的祖國還不是日本,是當時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共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武裝起義,以及跟中共「和平統一」,這樣的宣告何其威武!國民黨政府一看,這簡直就跟中共的口氣一模一樣嘛!那個時候的臺灣還沒有「民主進步」到今天這樣可以任由一個沒有合法註冊的「臺灣民政府」每天升日本國旗唱天皇萬歲,自主發行身份證和護照並且招募自有軍隊,「因循守舊」的新聞署自然認為這些言論嚴重涉嫌「觸犯內亂罪及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因此依據「出版法」予以《臺灣政論》停刊一年的行政處分。注意,是行政處分,處分不過一年。我們再看大陸,毛時代且不提,就看看709前後這兩年,維權律師在中共劃定的法律框架內步步小心不踩邊線,就已經鋃鐺入獄!《炎黃春秋》字字心血努力勸諫改良,就已經被永久停刊! 可見,以高智晟律師和七〇九律師等人為代表的中國維權律師,其處境遠比美麗島當事人險惡艱困;也因此,他們戴著腳鐐跳舞的勇氣更加可貴,更加悲壯。他們陷入的悖論和困境也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思考的話題:下一步,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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