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2005年期間，中華民國台灣地區進行了七次修憲。歷次修憲的主要內容如下：

1991年4月，第一次修憲。

主要內容：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通過“憲法增修條文”。

評述：

該次修憲其實是為“第二屆中央民代”的產生提供法源基礎，是“一機關兩階段”修憲論的第一階段：程序修憲。該次修憲的背景相當有趣，可謂台灣政治發展的一個分水嶺。

爲什麽這次修憲的實質目的是確立第二屆中央民代選舉的法源，卻要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呢？這是因為—— 國民政府過去一向認為：國代選舉應包括全中國，大陸淪陷期間，國代自然沒有條件全面換選；並且，第一屆國大代表是1947年由全國各地選出的，其中只有部分代表在1949年國府播遷以後得以跟隨到達臺省應召，他們代表各自的選出地區、民族（以及行業），其席位保留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象徵著一中憲制觀（參見德國基本法最後一條來對照），象徵著法統的堅持 ……  然而，象徵歸象徵，現實歸現實。台灣省籍人士對於大陸這個陌生卻沉重的負擔愈來愈不耐了（當然站在他們立場上當可理解此種心情），多次的增額補選本省籍代表已經不能滿足其要求。於是1990年3月野百合學運爆發（持續一周。八卦一句：跟一年前北方那一場相比，時間夠短的），提出四大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這四大要求很快就無一例外地得到滿足了。1990年6月釋字261號宣告“萬年國會”應於1991年12月31日前終止行使職權。此前幾十年來已經不斷減員或被動員大批退休的，由大陸選出的國大代表，全部退職；同時，大量臺籍代表進入國會。

雖然此舉對台灣本省民主化的重要推動作用不容忽視，但從整個中國的角度看，我個人認為，這是台灣當局自我矮化為地方政府的始端。 誠然，“萬年國大”這個矛盾中國民政府也的確有許多不當操作應該承擔責任：既然大陸當年選出的代表都老邁了，那么從大陸或海外去臺的青年有不少吧，暫且從這些人中選舉(雖然他們不能似第一屆國大代表那樣又大陸各選區人民選出)大陸代表亦可啊，何苦等到老代表們坐著輪椅去開會惹來一片噓聲！再者，大陸代表既然只餘象徵意義，便應及早大幅縮編，而不該等到最後被迫、被動地完全撤銷大陸席位。完全撤銷大陸席位，某種程度上便意味著放棄大陸了，也就可以被理解為自我矮化成地方政權，此舉甚為不智。

該次修憲最主要的副產品就是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於是單方面在法律上宣布終止了與大陸的敵對關係，不再將中G視為叛亂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