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慶 獻 辭 這是一篇於2008年末與某友(目前尚在淪陷區)合作寫就,為2009年預備的新年獻辭。囿於大陸當時的環境,只在小範圍傳播,未有公開。近來整理舊文書,遙想往日,感喟不已。特於雙十國慶之日重發於此,向一路同行至今的戰友們致敬! —— 空 氣 (雪 笠) 2015年10月10日 電影《斯巴達300勇士》描述了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和波斯皇帝薛西斯的談判。在溫泉關前,薛西斯發覺對熱愛自由的斯巴達人利誘無效,於是殺氣騰騰地威脅說:「你們的犧牲不會帶來任何榮耀:我會將斯巴達的記憶從歷史中抹去,每一張希臘羊皮紙都將被燒燬,每一個希臘歷史學家和記錄員的眼睛將被挖出、舌頭將被從口中切掉,只要提到斯巴達或是列奧尼達的名字,都將受到死亡懲罰,世界將根本不會知道你們的存在。」 這自然只是編劇的構寫,卻一語道破古今中外所有獨裁者的心聲。無論傳說中的波斯帝國、歷史中的秦王朝、滿清還是我們當下,一個外來或專制政權要殖民、虐民,必須先愚民、奴民,第一要務就是抽掉該民族的精神脊樑,而最好的手段無非是抹黑或湮沒該民族英雄人物的事蹟、功業和正義的言行。我們因此必須彰顯、還原先烈先賢的光輝勛績,必須讓現在的青年知道,他們的祖輩及其為之終身奮戰和浴血犧牲的事業,究竟有何等的偉大和榮耀。 一個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慎終追遠、光復真相的事業才剛剛發軔,一路走去,真實的畫面必將緩緩重現,我們如果真握有智慧和知識,我們如果真持有正義和真理,那麼我們必須讓後來人明白:何謂共和國、何謂新中國。97年前的這一天,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出現在了東方的地平線上,她歷盡磨難、滿面創痕,卻嵬然不倒、屹立至今。惟有力行良知、正本清源,我們方有資格在歷史中堅信、並且在現實與將來中堅信:黃花崗和武昌城那些烈士的鮮血和淚水不會白流,護法、護國、東征戰士的鮮血和淚水不會白流,北伐、剿匪、戡亂戰士的鮮血和淚水不會白流,偉大的14年衛國戰爭中我全體軍民同胞的鮮血和淚水不會白流。 因而我們才有資格堅信:60年來三代遺民的鮮血和向東南期盼的淚水不會白流,170年來我們因外禍內亂導致的鮮血和淚水不會白流,由此上溯到360年以來,我們因為驅逐戎寇、驅除邪教,恢復中華、恢復道統而犧牲的所有自由志士的鮮血和淚水永遠不會白流。雖然人倫晦暗、世道澆漓,我們卻愈發信奉真理,因為理想令我輩不信共和喚不回,因為意志使國民不容青史盡成灰。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雲胡不喜。」真高興有那麼戰友、弟兄、姊妹、同志在這無遠弗屆又觸手可及的世界來體會「親、愛、精、誠」的現實涵義。復興基地或已不在對岸,但只要我們每個人朗然的心中保有一方青天白日的淨土,那裡,就是我們苦苦堅守的人道、民主和科學的陣容。我們還必須體認:文章寫出來不是目的,傳播出去才是;讓更多的同胞讀到真相、激發思考,多難的國族才有貞下起元的希望。真理的聲音哪怕微弱,只要你我異口同聲,星星之火終究可以燎原。回顧當年領袖草創黃埔,以500條槍的弱勢而率領革命子弟奮起,由此刈除封建軍閥、捍衛民族獨立、確立地方自治、締造民主憲政,因此只須堅守信心,任何奇蹟都可能發生。其實,一旦願意掙脫那副枷鎖,你我都能成為時代的英雄。「惟願愈益堅此百忍,奮勵自強,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絶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但願朝陽長照我土,莫忘烈士鮮血滿地! 民97年11月(舊稿重發)
Author: 雪笠 Adela Lan
追求自由的中國女性 —— 在齊家貞書會上的發言
追求自由的中國女性 ——在齊家貞書會上的發言 雪 笠(空 氣) 2015年10月6日 謝謝家貞姐邀請我來她的書展。 我和家貞姐、薛偉兄、鄭義老師、王康老師、都是陪都重慶人。看過電影《一雙繡花鞋》的人可能都知道,重慶是一個遍佈「國民黨特務」的「黑窩」;我們正是這個「黑窩」里「前朝餘孽」或者說「戰犯」的子弟。有幸的是,我出生的年代比他們略晚一些,經歷的磨難遠不如他們辛酸! 但,我讀家貞姐的故事,仍然是每讀幾句話,心就要刺痛一下,就要把眼睛移開,鼓起勇氣再移回來。她住的較場口和我住的七星崗,都是國府軍政人員聚居的所在;她被綁走的那個簡陋的蝸居,和我出生和長大的家,和我爺爺戰友們的家,簡直是差不多的模樣;她母親和弟弟貼補家用的艱辛,和我的家人沒有兩般;她成為居里夫人的理想,也曾經是我父親對我的冀望。她的記憶,是我們這些「餘孽」們共同的記憶,也是大陸淪陷以後所有不幸的中國人的共同記憶…… 在這團黯淡的苦悶的色塊上,家貞姐卻以她少女的抗爭抹上了鮮麗的一筆,再用她數十年的堅持,不斷追求,不斷向上,一筆又一筆,將生命再度刷亮。 正如蔡詠梅女士在《紅狗》序言所評述的,「中國女性面對逆境、面對生活的巨變所展示的勇氣、意志、韌性及生命力的強悍,往往超越她們的異性同胞」。同為女性,同為重慶的女性,我為家貞姐驕傲! 我們大西南,尤其重慶,是一個女權相當張揚,甚至可以說相當「張狂」的地方。我今天借這個機會,想要再講一位頂天立地的重慶大女人的故事。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定蜀未定」。袍哥文化從反清復明開始就成了四川的傳統,到民國年間,四川成年男性幾乎沒有不入袍哥會的。最初的袍哥典籍禁止女性入會,但火爆強悍的川妹子不信這邪,清末就開始有了女袍哥和女舵把子(也就是龍頭大爺,一個堂口的最高領袖)。袍哥在辛亥革命中的貢獻毋須我多談,女袍哥的貢獻必須講一講。參加辛亥革命的女袍哥不在少數,單成都兵變的時候女袍哥的公口就有幾十個。這裡面最出色的女傑首推王三大娘和杜黃。四川保路運動興起時,大邑縣的王三大娘以81歲高齡率領男女袍哥同志軍攻打縣城,而且還攻克了!受她影響,她的侄孫媳婦王二大王(這個名字很威喔)和臨近幾個地區的徐么大娘、晏么大娘也都率部英勇參戰。有女孟嘗之稱的杜黃更是開女校習武,運輸軍火,策動起義,並「集合女黨數十人,設暗殺部」,入京十餘次,謀刺清廷權貴,袁世凱稱帝以後,杜黃又重組女兵討袁,親任女兵司令。 後來這兩位女英雄取代了關公,成為重慶各個女袍哥組織參拜的偶像。而重慶女袍哥的總堂就設在黃桷埡的高玉林茶堂,她的創辦者就是重慶第一號女袍哥薛智有。薛智有是當時陪都女界最出色的幾個人物之一,時任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國民黨重慶市黨部執行委員,兼任彈子石中心國民學校校長,為人豪爽大氣,江湖人稱「八方擱平」。1947年1月1日,中華民國憲法正式頒佈,各界歡騰,踴躍競選。薛智有遂謀以組建女子袍哥團體,倡導結社自由,彰顯男女平權,同時作為女界代表選戰的外圍支持,併收宣傳效果。於是婦女節當日她創立女子袍哥組織「巾幗社」。随后,王履冰、歐陽玫欽等率領的三八社、四维社、坤道社、三民社等女袍哥堂口也相继成立,並迅速膨脹,最盛的時候多達兩百多個堂口,重慶美女紛紛加入,威風凜凜,一下子成就了陪都一道別樣風景。 女袍哥們團結互助、爭取地位、扶危濟困,雖然比男袍哥們文雅許多,打起群架來卻也不輸黑幫電影。 中國自古以來法不治家,家庭暴力呼天不應。女袍哥們卻發明了一個相當有效的辦法,曾經有個男人喝醉酒回家打老婆,第二天她的袍哥姊妹夥們群起興師問罪,打上門來,將那個內戰內行的男人打得三個月下不了床,再也不敢囂張。據說這一場戰役就是「耙耳朵」的由來。 然而這樣紅火的場面隨著重慶的失守結束了。 1949年11月底,共軍開進了重慶城。這時一部分男人已經投降,另一部分男人撤退抵抗。薛智有和姊妹們一無軍隊,二無武器,卻堅持以婦女會為工具,繼續對抗。1950年1月,中共組織元旦大遊行,薛智有公然帶領婦女會上街嗆聲,予偽政府莫大之嘲諷。同年4月11日,偽重慶市軍管會在菜元壩廣場召開七萬人大會,以破壞學生愛國運動為名,將薛智有公審槍決。行刑前,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刻,中共甚至鼓勵薛智有的女兒陳國珍上台批鬥母親。陳國珍痛罵道「特務是沒有人性的,我不認她這樣的母親,請政府槍決她,為民除害!」 薛智有烈士犧牲了,抵抗卻沒有結束,在隨後幾十年波瀾壯闊的反共救國運動中,女性從未缺席,正牌雙槍老太抗日英雄趙洪文國、藏族女傑楊元貞、布依美女「匪首」程蓮珍、謀刺陳毅的勞有花、臥底廣東的黃玉仙、黃月寶、劉笑珍、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公安檔案里記載的逮捕的和處決的各種「女匪」和「女特」…… 繼續書寫著中國悲慘可恥卻又榮耀的歷史。 我讀薛智有的案卷,讀到她的女兒,想到了林昭。我不知道薛智有的女兒後來落入的是什麼樣的生活軌跡,我不知道她有沒有像林昭一樣幡然悔過,掙扎清醒。我想要提醒世人的是,早在那個瘋狂的年代,當林昭把地主們徹夜浸在冬日的水缸里改造,當薛智有的女兒請求共匪向自己的母親開槍,當張志新高喊著共產黨萬歲和毛主席萬歲邁向刑場…… 有一群中國人,她們(和他們)從來沒有上當,她們(和他們)一直清醒著,她們自始至終為自由中國而戰,她們生如夏花,死若流星。 她們不該被遺忘。 不服輸不言敗的齊家貞,奮鬥不止的齊家貞,浴火重生的齊家貞不孤單,在中国有千千,有万万。她們,就是自由女神。
「中華民國才是中國」 —— 大陸青年抗議習近平聯合國發言
「中華民國才是中國」 —— 大陸青年抗議習近平聯合國發言 安瀾 紐約報道 2015年9月28日 9月28日,中共首腦習近平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發表演講,照例門外彙集了大批異議人士舉牌抗議。與往日不同的是,一批大陸旅美青年在人群中高高舉起了中華民國國旗,還有「中華民國才是中國」、“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Legitimate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Counterfeit”等大幅標語, 抗議中共竊據中國,收割中華民國政治遺產的無恥行徑。 這些標語和旗幟,在往日抗議中共的人群中很少出現,這些大陸青年為何打出中華民國的旗幟,喊出這樣的口號,他們的訴求又是什麼,記者就這些問題,採訪了帶隊的空氣(雪笠)女士。 記者:請問你們今天來聯合國總部抗議的目的是? 空氣:習近平今天在聯合國大會發表講話的內容是突顯中國(當然他是指中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聯合國創始成員國、戰後世界秩序的共同建立者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 然而衆所周知,聯合國創始之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還不存在。參與創立聯合國,取得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的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之所以取得這個國際地位,是憑藉與英美盟邦並肩取得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這背後離不開蔣中正與國民政府堅苦卓絕、苦撐待變,更離不開四萬萬人民的犧牲奉獻。可是這一切與中國共產黨有何相干?抗日戰爭期間,中共不打日軍,專打國軍,趁國難當頭陰篡奪政權;在戰後世界秩序當中,中共也一直以一個破壞者的角色出現,為蘇聯張目、顛覆中華民國、支持金日成對抗聯合國軍、軍援北越胡志明,在東南亞及第三世界輸出共產革命,直到今天仍然在不斷挑釁普世價值和國際規則。我們今天來抗議,就是要提醒聯合國諸會員國,這樣一個無惡不作、喪盡天良的犯罪集團,與聯合國所秉持的《世界人權宣言》精神南轅北轍,有何顏面站上世界舞臺偽充領袖?聯合國背棄其創始國,自由中國中華民國,去與暴力邪惡集團合污,當年創立之宗旨何在?置公理正義於何顧? 記者:你們這次在聯合國使用的標語口號和其他抗議口號有很大不同,請問爲什麽要說中華民國才是中國? 空氣:抗戰前後,有兩個事實不能被遺忘,一個是抗戰前一年,1936年5月5日,國民政府公佈了「五五憲草」。另一個是抗戰勝利後一年,1946年12月25日,由735名區域選舉代表、406名職業選舉代表、142名特種選舉代表以及216名黨派代表組成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議決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這彰顯了戰爭陰影覆蓋下的中華民國對於國內自由的追求——亦即國父孫中山先生念茲在茲的民權主義的實踐。 而在國際政治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也堅持著孫中山先生「扶持弱小民族」的信念。他曾經說過,「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 外交部長宋子文在耶魯大學發表演講時也表示中國參加同盟國對法西斯國家的戰爭,有著兩大目標,一是「亞洲之政治自由」——「 中國之作戰,在求本國之獨立,但亦渴求所有亞洲國家之自由 」;二是「經濟自由」——「政治自由與經濟正義,除非在國際安全保障之情形下,必屬幻想,且轉瞬即逝。 」正因如此,中華民國在抗戰期間支持過韓國、印度、越南等亞洲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又以人道精神救助猶太難民。 我們堅信,一個堅持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亦即民有民治民享精神的中華民國,才是,也才能夠擔負起建設一個良善國際秩序的角色。這樣的中華民國才是全中國人民的祖國,才是負責任的安理會理事國,才是一個正常的、可愛的中國。可惜,中華民國的成就今天都成了「竊國者」的政治資產。如果說江胡時代中共粉飾這段不光彩的歷史時還有點羞羞答答,從習近平開始又回到了毛澤東那樣的恬不知恥。我們可以看到今年中共文宣當中,對《開羅宣言》等問題以羊易牛、顛倒黑白的醜態,可以看到在「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的大閱兵上對於中華民國抗戰成果的掠奪,除了滿足他們亟需的「合法性」資源,在外交上也獲益匪淺,譬如韓國總統朴槿惠參加了習的大閱兵活動,訪問行程中,她特意去了位於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譬如以色列政府為了感念中國人的義舉由其駐滬領事館拍攝製作《謝謝上海》宣傳片,向上海致敬,總理親自出鏡致謝,而這部片子又被中共移花接木。 近年來,隨著國內外歷史研究的進展,許多專家學者提出的著述都在衝擊中共脆弱的統治基礎。今年9月9日,王岐山在會見國外前政要及知名學者時表示:「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於歷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這顯示中共對自身合法性問題的憂慮,以及想要利用歷史資源來「亡羊補牢」的心機。因此,除了民主憲政不要以外,中共在今年大膽地全面收割中華民國的遺產,這無疑是竊國手段的又一版升級。為了不讓中共進一步指鹿為馬,為了不讓中共進一步欺詐人民,為了不讓中共再一次使聯合國憲章蒙灰,我們身為中國人,更有必要站出來澄清:「中華民國才是中國!」 記者:我注意到你們標誌牌上有一個打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和一個打勾的中華民國地圖。但中華民國地圖涵蓋了已經宣告獨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和正在要求獨立的內蒙古、維吾爾等地區,你們是怎麼看的,你們是主張這個版圖嗎? 空氣:我今天不代表任何組織,我只代表我個人和贊同我下面觀點的朋友們說話。 我的民族主義主張,對內是要努力營造在一個憲政框架下不論血統種族、利益互補共生、文化多元共榮的政治民族(我曾有專文論述),對外是求國際上國與國的地位平等。換言之,我所理解的民族主義是求平等,而不是求擴張。 這張中華民國地圖是她在歷史斷代前既有的版圖,我明白您想指出她與現實情況已經很大差異,但中華民國的地圖就是這樣子,我們不可能生造一張令各界都滿意的地圖貼出來。然而,未來的自由的中華民國的版圖會是什麼樣,這是可以商榷的,是可以協商到令各界都滿意的。而協商,正是憲政的要義。 我個人不是Nationalist,我是Internationalist, 我相信全球化乃大勢所趨,也就是「天下為公,世界大同」。雖然這個終極理想距目前的現實還很遙遠,雖然我有生之年應該都不會有機會看到這一天,我還是渴望阻隔親人團聚、阻礙自由遷徙、阻滯自由貿易的邊境線可以儘量的少,因為歷史上各種種族的、宗教的、地域的偏見和狹隘已經令人類蒙難深重! 今天我們和要求臺灣獨立的泛綠恰好站在同一個卡位向習近平示威,我們沒有發生衝突,現場一位老先生甚至說「我們的訴求是類似的」,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他們的標語是要保衛臺灣自由,我們的標語是要爭取中國自由,在自由這一個層面,我們並不矛盾。 進而論之,在我看來,統或者獨都不是真正的問題(民主的前提下),或者說不是我最關心的問題,因為,我們不是分手後就可以遠避的路人,無論我們最終是統一還是分離,我們都會是鄰居,我們總要在一起。在為是統是獨以及邊境線該如何劃分吵得聲嘶力竭和打得頭破血流之前,我們不如先學會如何在一起和平地共同生活? 記者:現在外界都默認中共代表中國,你們有把握扭轉這個印象? 空氣:孫文在一百年前說:「我們說滿清政府,而不說中國政府,這是有意識地這樣說的。中國人現在並沒有自己的政府。」今天的情況也一樣。雖然自1970年代聯合國承認中共政權以後,各國首腦、各大媒體均習慣將「中國」、「北京」等同於「中共政權」,我個人絕不在這個問題上含糊措辭。中共是中共,中國是中國。我們中國人民沒有授權中共代表中國。 蔣中正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告全國同胞書中有這樣一句話:「維護正義的道德勇氣,乃是世界安全和平的堅固磐石;而強權政治的霸術運用,則是走向戰爭的道路。」習近平此次到聯合國大會,是要收割中華民國的歷史遺產來為其「新型國際關係」,究其實乃為其國際霸權,奠基。而緊隨習近平內政外交實力的增強,中國國內人權狀況更肆無忌憚地惡化,加上目前深重的經濟問題,會不會進一步影響中共的政治態度,從而對整個世界局勢造成更大的影響呢?我始終認為,中國問題的解決在於中共,中國威脅的解決在於中共。中國不是自由世界的敵人,中共才是。希望此番在聯合國總部的抗議行動可以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與思考——中華民國才是中國!當你默認了中共就是中國,是不是也放棄了對另一個中國的想像?當你對「中國威脅論」懷憂喪志之時,是不是也放棄了去爭取一個民主、自由、和平、多元的中國? 原載《議報》
二戰中猶太人的上海旅程——救命簽證與河豚計劃
二戰中猶太人的上海旅程——救命簽證與河豚計劃 雪 笠 (2011年11月) 【前言】 民國一〇四年9月10日,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頒贈有「東方辛德勒」之稱的故大使何鳳山褒揚令。褒揚令讚揚「何故大使於外交建樹上,標揚人道主義,毋畏強權;陶鑄千秋奇勳,輝耀青史;綜其一生,無可指責。先聖有言:『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斯人懷抱,天下與歸焉。」馬總統表示,為何故大使平反、頒發褒揚令一事,奮力三年有餘,藉「抗戰勝利及台灣光復70年」之機頒發這份遲來的褒揚令,他感到很欣慰。馬總統在現場也回顧當時何鳳山救助猶太人義舉和傳奇故事。雪笠不由想起四年前(2011年)所作的一篇舊文〈二戰中猶太人的上海旅程——救命簽證與河豚計劃〉(刊於《鳳凰週刊》),重新發表原稿於此,向何故大使致敬。 【引】以色列駐滬領事館近日在微博發起了老照片尋人活動。已故猶太攝影師Sam Sanzetti 幾十年前在上海拍攝的一系列珍貴照片,不僅令圍觀者驚嘆和感懷那個優美雅緻的年代,也激發起國人對猶太民族在滬歷史的探究之趣。 據統計,二戰期間上海收留的猶太難民達三萬餘。他們能夠輾轉來到上海而倖免於難,與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同情、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無條件簽發上海簽證的義舉、偽滿洲國駐德公使館經手的上萬張滿洲過境簽證、日本駐立陶宛領事杉原千畝經手的數千張神户过境簽證、日本河豚計劃、以及日美中德俄幾國間錯綜複雜的利害,都不無關係。 Visa to Hermine Moser, signed by Ho in English and Chinese, June 1939. 何鳳山發給Hermine Moser的簽證。來源:http://db.yadvashem.org/righteous Passport of Hermine Moser. Hermine Moser的護照 來源:http://db.yadvashem.org/righteous【上海:希望之港】上海最早的猶太居民是開埠早期便抵達的塞法迪商賈和十月革命後陸續來到的俄猶。自1933年始,世界法西斯活動日漸猖獗,大批俄猶開始從日占滿洲南遷;與此同時不斷有來自德奧的猶太移民,為躲避納粹而來到上海定居。到三十年代中後期,上海基本形成一個穩定的5000人左右的猶太社區。 Sam Sanzetti’s photography studio on Nanjing Road, Shanghai. 猶太攝影師沈石蒂位於上海南京路的照相館。來源:Israel-Asia Center.1938年6月,上海的猶太人口突然爆增到14000,並持續增加,到年末已計約20000 —— 其直接原因便是1938年春德國兼併奧地利,奧地利的猶太人被迫出逃。 而這一年,中德之間的關係很微妙。 1938年2月,希特勒表示「將尊重現實」承認偽滿洲國;6月德國國防部禁止武器輸華;7月德國撤回全體駐華顧問,中德合作旋告結束。但一直到1940年7月德國承認汪偽政權,重慶國民政府才正式宣告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這期間,駐德大使館照舊運行,駐奧大使館則在奧地利被兼併之後降為領事館。「中國辛德勒」何鳳山也是於此時被升調為駐維也納總領事,並開始向猶太人無條件簽發前往上海的救命簽證。 為什麼「上海」?這要從上海特殊的租界地位及其在中日戰爭中的微妙處境說起。晚清年間,外國領事對居住在租界內的外國人享有專管權,中國政府不加過問。民國初期,外國人在上海居住也無需履行任何手續。後來由於外國人移居華界從事貿易的越來越多,1929年上海市公安局特設外事股,專司無約國和無國籍外國人的居住註冊,並發給無國籍者護照;對有約國國籍者,仍由其領事自行管理。1931年又增設護照查驗處,開始對從吳淞口和上海登岸的外國人查驗護照簽證,但也是象徵性程序而已,進入上海的許可很容易得到(如落地簽),上海仍然以「傳統上在任何情況下都對每個人開放的地方」而著稱。 Sam Sanzetti in his car. 猶太攝影師沈石蒂在他的車上。來源:Israel-Asia Center. Sanzetti jesting with a rickshaw-puller in Shanghai. 猶太攝影師沈石蒂體驗當黃包車車夫。來源:Israel-Asia Center.1937年日軍佔領了華界,但直到1940年初才扶植出汪偽政權,同時租界仍然保持中立 —— 這就形成一個複雜的局面:國民政府在上海失去了實際的治權;日本在中國傀儡政府出台前,又不具備名義的治權,也就是說,日本雖然控制了上海的邊境,卻不具備代表中國向外國人發放簽證的權力(日本此時侵略了中國,但尚未向英美宣戰,還不至於在國際法上肆意妄行);而租界,一向就是開放的,既然與日本開戰的中國的難民都可以在租界得到庇護,又何況外國人呢?因此,直到1939年9月日本開始「應上海猶太界之請」限制猶太人入境並收取入境人頭費之前,上海是當時唯一無需簽證甚至無需護照便可自由進入的港口。 進入上海的猶太難民都居住在租界,處於工部局庇護之下。他們比較多地聚集在虹口,是因為那裡一早便是俄猶傳統居住的地帶,房租也較低廉。當時虹口仍然是公共租界,並非日本控制,而且上海從來只有日占區,並無日租界。因此,坊間流傳「日本因感恩之心而使猶太人不需要簽證便可進入上海日租界置於日本庇護之下」的說法不實。 雖然入滬不需要簽證,要離開奧地利,簽證仍然是必須的。未獲得外國簽證的猶太人不被允許離境。尤其奧地利是個不靠海的內陸國,沒有目的地簽證,完全無法通行。這時候大多數國家不肯接納猶太移民,即使英美也有嚴格限制,何鳳山卻是有求必應,只要來申請,就一定有簽證。他的直接上司駐德大使陳介迫於德方壓力,曾電話要求他停止簽證,他答以『孔祥熙院長要求盡一切可能給予猶太人協助』,而繼續簽發不誤。何鳳山後來在自傳中回憶「本館得自外交部的訓令,即猶太人請求簽證入境者,條件寬厚,不予拒絕。而孔祥熙院長並進一步公開對猶太人的遭遇表示同情……」 事實上,中華民國政府素來支持猶太民族的復興運動。 HERMAN DICKER在其著作中曾全文引用「現代中國之父」孫逸仙博士1920年給上海猶太復國主義協會首腦、《以色列信使報》創始人埃茲拉的一封「極具歷史重要性」的回信,信中孫逸仙高度讚譽猶太民族並明確表示願意幫助猶太復國運動。1947年孫科在給上海錫安主義領導人漢瑟的复信中再次重申:「完全贊同其父對錫安主義的支持。」 1939年2月,時任中華民國立法院院長的孫科正式提出一項議案,建議在大後方雲南劃定猶太人聚居區域,安置窮無可歸的歐洲難民。此建議得到德籍猶太實業家拜爾格拉斯的響應,他擬訂了《移植中歐猶太人來華之計劃》,初步計劃將十萬人移居中國。然而,就在細節尚在討論中時,戰事日益艱苦,中國自身難保,沿海城市又全部失陷,大規模收留猶太人的計劃終於未能實施。 而與此同時,日本將在滿洲失利的河豚計劃搬到了上海上演。 【河豚計劃:鮮美卻有毒的肉】日俄戰爭最終由日本取勝了,這場戰爭其實是一名猶太人打勝的。 當日本雄心勃勃地挑起這場戰爭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它會是一場耗竭舉國財力的持久戰。開戰後不到兩個月,日本便支持不住了,於是緊急派出時任央行副總裁的高橋是清赴倫敦籌款,目標是籌集一千萬英鎊用於購買艦隊及軍火。可惜當時日本在國際金融市場的信譽遠遠談不上良好,更重要的是,每個銀行家都清楚日本沒有足夠國力取勝,故而高橋四處告貸無門。 歸國前的一個晚宴上,已經放棄希望的高橋醉醺醺地向鄰座的賓客哀怨道,借款未成,日本必敗無疑!僅僅期望些許話語安慰的高橋萬萬沒有想到,這位客人竟然痛快地當即答應借給他五百萬英鎊,並隨後籌足四筆國際貸款,最終總支出計4.5億美元。如此天文數字的支持,使日本贏得了日俄戰爭,從俄國手裡接管了中國遼東半島、南滿鐵路及一半庫頁島的權益。日本,一個曾被西方懷疑能否存活的新發跡的農民,由是翻身加入帝國主義的行列,並從此走上軍國主義的不歸之路。 這名拯救了日本的猶太人,美國銀行家雪甫,成為日本感恩戴德的人物。明治天皇破例邀請他入宮共進午餐,並授予他旭日勳章。而他幫助日本的動機很簡單:仇恨。雪甫深信1903年發生在俄国基希涅夫小镇的反猶暴行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主導的,他要為同胞復仇! 雪甫的慷慨,在崇拜強者的日本人眼裡,留下了猶太人操縱著世界財富並能據此影響世界局勢的印象。這個印象同反猶論者宣傳的「猶太陰謀」不謀而合,構成了後來河豚計劃的基礎動因。 日本畢竟是一個極其務實且相當自我的民族,對猶太商人的感恩並不能減少其防範之心。因此雪甫留下的美好回憶只維持到1917年,便被十月革命打破。猶太人馬克思的理論在俄國的鐵血實踐,替反猶論者在宗教、經濟之外又添加了重重的一筆政治素材——《錫安長老議事錄》這個偽造的陰謀論在1905年炮製之初並不為人重視,到了1919年就随着對布爾什維克的強烈恐懼而風行歐洲了。 也是在1919年,日本派出西伯利亞遠征軍協助白軍抵抗紅軍。在俄國,每個士兵都領到了這麼一本小冊子,並對其深信不疑。其中兩名軍官返回日本後,成為日本政府最信任的猶太問題專家。他們將《錫安長老議事錄》譯成日文,招募同道,研究所謂「猶太陰謀」。有趣的是,這兩名反猶主義者,恰恰是河豚計劃的具體設計者及協調者:安江仙弘、犬塚惟重。更戲劇性的是,犬塚惟重在盟軍審判中自辯「曾協助非日本人」而獲釋回到東京,繼續以親猶人士的面目組織「日以友誼聯盟」,未料其反猶往事以及贊同希特勒屠猶的發言終遭揭露,不得不自動退出。 反猶軍官們帶回來的這些偏見在日本社會廣為流傳。從前,有著強烈「脫亞入歐」情結的日本人對猶太富豪是如此欽羨,甚至在神道教中摸索與猶太教任何可能的相似,以圖證明日本人也是失散的以色列部落的後裔;現在,人們將日本從傳統向現代轉型必經的一些陣痛統統歸罪與「猶太陰謀」,1924年美國主要針對日本移民的「排斥法案」也被懷疑是猶太人背後作祟。 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後,情勢發生了變化,猶太人又變得有用起來。當時日本急於開發東北礦產,大量鼓勵日本移民。但日本的開拓團出身底層,僅有從事農務的能力,而無開發礦產的資金和技術。日本四處舉辦招商說明會,意圖吸引外商尤其美商投資,卻遭遇冷淡。這時候與高橋相熟的鋼鐵公司總裁鯰川義介向南滿鐵路總裁松岡洋佑建議,收容那些被納粹逐出歐洲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猶太人,不但可以利用他們的財力和智力來開墾滿洲,還可以進而獲得全世界猶太富豪的支持和資本,以及他們在美國政界和好萊塢的影響力來為日本服務。 1934年鯰川義介在外交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一項邀請五萬德國猶太人來滿洲國的計劃》。這個原本中性的實業計劃後來被具有反猶背景的犬塚命名為《河豚計劃》。犬塚認為,這套計劃,或者說,猶太人,就像河豚一樣肥美,也像河豚一樣劇毒;唯有用心正確烹調,「毫不鬆懈地警戒猶太人的狡詐天性」以防他們「倒過來利用我們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方可為天皇陛下做出一道無比鮮美營養的大餐,否則「它會以最可怕的方式來毀滅我們」。 由於欠缺種種先決條件,以及日本政界內部意見的不統一,這個計劃直到1938年12月才上報「五相會議」討論通過,此即《猶太人對策要綱》。 […]
中國民主化道路選擇——回歸中華民國憲政法統
中國民主化道路選擇——回歸中華民國憲政法統 應國是沙龍邀請介紹民憲派發展路徑(2015.2.22) 空氣/雪笠 感謝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感謝國是沙龍邀請我來向大家匯報。感謝方正兄、從德兄、丁毅兄的安排。感謝辛老師來捧場。周一在光復委的工作會議上我簡單回顧了我自己親身經歷的大陸民國熱發展的脈絡;那麽今天這個匯報呢是一個思想匯報,我想重點介紹一下大陸民國憲政思潮興起的背景、她的主張,她和其他思潮的關係,她在民主運動中的角色,以及,民國憲政派與其他異見派系的關係……一言而蔽之,也就是今天的題目:我和大陸的許多朋友,在中國民主化道路上彎來繞去,是怎樣又走回到中華民國憲政法統。 拜環球時報的宣傳,大家都知道民國「熱」了!但這個熱不是一時的「頭腦發熱」,不是我們突發創意、憑空產生,而是有它薪火相傳的脈絡和發酵升溫的背景。 我們過去只知道張志新、林昭,我們不知道,49 國變以後因爲各種原因滯留在大陸的中華民國的追隨者和他們的後來者,從來沒有被共產政權欺騙,他們從來都是最最清醒的,他們從來沒有放棄過在大陸驅逐馬列專制,光復中華民國的理想。但是他們往往連姓名都沒有留下就被草草掩埋了,被遺忘了。我們大家前赴後繼去憑吊林昭墓的同時,沒有人記得這些無名英雄,沒有人悼念他們,甚至很少人知道,他們是爲捍衛自由中國而奉獻的生命。(我們這幾年在做一些調查和整理,專門采寫這些自由戰士的事跡,希望未來有機會出版,如 果在座有出版界的朋友願意幫忙把他們的故事公諸于衆的,會後可以聯絡我。一點感慨,我扯遠了。)總之,這些人就是我們的先驅,我們與他們一脈相承。當各路潛伏的和自發的反共救國軍彈盡糧絕(最後一支成建制的抵抗隊伍應該是六十年代),然後七十年代蔣公逝世、企盼王師反攻無望以後,這份企望被深埋起來,直到八十年代,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打開國門,胡耀邦等人略微放鬆了思想方面的管制,一批歷史學者立即開始挖掘民國史的真相。這個階段的研究基本局限於學術領域,表達也相當隱晦。大衆層面的傳播幾乎都是搭乘親共人物如李宗仁等的便車。最具影響的代表作就是1986 年廣西拍攝的血戰臺兒莊。電影劇本其實1982年就寫好了,直到1985 年,借著抗戰勝利40 週年紀念才敢,才有機會開拍。這是國變后大陸第一部正面講述國軍抗戰的影片,也是第一次,蔣介石不是那個醜化的蔣光頭,而是以原型出鏡: 筆挺的身姿,一身呢子斗篷。很多人看了都驚呼:哇,原來蔣光頭不丑啊,而且這麽酷的! 但這個時期,民國被認爲僅僅是歷史而已,是各種回憶錄,各種懷舊,而且仍舊是謊言當中參雜了少量的事實——注意,我要強調:不是事實當中參雜謊言,是謊言當中參雜事實 ——非常艱難的曲筆春秋。八、九十年代大陸出現的幾大思潮中,諸如文化歷史主義、後現代主義、自由主義、新左派…… 都還沒有出現反思民國的身影。我印象里,其實也是我後來才發現啦,衹有楊小凱和他的學生王絡在1992 年發表過一篇《中國的憲政發展》,從憲法對統治權威的繼承性,立憲過程的廣汎參與性,建立憲法權威的長期性等要件出發,論述了1946 年中華民國憲法的歷史合法性及對未來大陸憲政轉型可能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1998 年,楊小凱的另一篇文章《中國統一之利弊》,再次提到,統一中國概念有深厚的憲政淵源。他這裡說的統一中國不是由大陸去統一臺灣,而是用臺灣的制度來統一大陸。今天,楊小凱關於中國統一市場的預言已經成爲現實;衹不過,他文中懷有憲政統一中國夢想的臺灣人已經寥寥無幾。可惜這兩篇在當時對於大陸讀者而言相當前瞻的文章,似乎沒有激起多少波瀾。可能因爲曲高和寡,也可能是因爲資訊阻隔,當時還沒有互聯網嘛,就像辛老師的《誰是新中國》,94 年(辛老師糾正是97 年)就出版了,我03 年才看到。 同樣,八九年的學潮雖然得到臺港的大量支援,也沒有人意識到中華民國的價值,大家都衹是在盼望中共立地成佛。廣場上唱的歌也是「共和國的風采」,不是「中華民國頌」。當時我也一樣,差不太多。 這裡我插一段我個人的思想成長歷程,可能有點代表性;現身説法,或許有助於瞭解大陸中青年一代思想的轉變——我們爲什麽會回頭選擇民國。 我因爲識字早,在進洗腦學校以前,已經讀過了大量的傷痕文學,自小就是反革命。再加上我的家庭背景,我對國民黨、國民政府少一些當時一般人都有的誤解和偏見。但,我也以爲那是往事不可追了。而且八十年代相對中共統治的所有時期,思想界確實是一片繁榮景象。當時比較主流的意見是共產黨「解放」中國的意願還是好的,衹是路走歪了。我雖然對「解放」兩個字打問號,但是我也相信共產黨可以改好而且正在改。89學運的時候我讀中學,用後來學校批評我的語言描述,我是興高采烈、上竄下跳,每天寫小字報,同學抄去貼街上。我特別記得其中一篇是寫國恨家仇私怨。我說,衹要共產黨從此改過,國恨、家仇、私怨,都可以既往不咎。這就是我當時的樂觀態度。然後學運發生了兩件事,一件是大禮堂下跪請願,一件是將污損毛畫像的三壯士扭送公安局。我開始困惑,對整個學運的目標產生了懷疑。 一直到64以後,喉舌天天廣播重複得最多的一句話是:衹有共產黨才有執政經驗,你們其他人誰上來都幹不好。我當時就想:那國民黨的執政時間不是更長,執政經驗更豐富,執政效果更成功嗎?感謝喉舌這句廣播令我恍然大悟。那是我第一次開始朦朧地意識到,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對於中國大陸的經驗性意義。 推動我思想轉變的第二個動因是90年代末大陸開始引進互聯網,我整天泡在網上瀏覽海外民運的信息,還打印出來,寄給不會上網的老右派們分享。但是,我剛開始欣喜若狂 —— 找到組織了,發現汪洋大海了——後面越看越失望: 譬如,我發現很多民運人士攻擊共產黨或其他民運人士的文章,使用的還是中共的語言體系,就好像共產黨内部吵架,看不出區別;再者,文人相輕,都想做國父,都要當總統,革命還沒有成功,自己人就已經打得頭破血流;而另一邊,在大陸,89過去十年了,民主運動停滯不前,甚至可以說後退了;有點什麽行動或消息,也衹是、衹能在異議圈/反革命分子當中傳閲,普通大衆一無所知,或者一笑而過。 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思考,我回歸民國的思想開始成型,我有了一些未必正確但實屬個人親身體會的,不是理論角度而是直觀角度的淺薄意見: 第一、89年我們有最好的機會,卻犯了最大的錯誤。爲什麽犯錯?因爲我們沒有讀過真實的歷史,我們不瞭解對手。我舉個例子,我爺爺從49年起就沉默不語,不論國事了。但89年我最興奮的時候,他忍不住出來潑了我一句冷水,他說,你們太不清楚共產黨了。那個時候他就知道結局,知道會有坦克會有開槍。當我們把中共想象成一個誤解和委屈了我們這些小孩子的正在賭氣的母親,當我們在她面前打滾撒嬌的時候,我爺爺這樣熟知她風塵來歷的階級敵人早就洞悉了真相。或者還有比我們年長的人也是知道共產黨殺人史的,但並不同情被迫害的國民黨人,他們以為殺敵人是天經地義的,而我是自己人,你怎麼可以對自己人開槍?以為共產黨不會對自己人開槍,還是歷史讀少了。所以,我們必須回去徹底讀歷史,不讀歷史則不知未來。 第二、我們當年只知有文革,不知有殘酷百倍的鎮反;我們只知有57,不知有49;只知有林昭,不知有趙老太太。我們的反思最多從文革回溯到反右。換言之,由於當時主導思想界的還是共產黨内的開明人士,(階級敵人還不敢發言),所以我們對中共政權的批判,批判到57年就差不多戛然而止,沒有人去碰1949的紅綫。但我堅信,我們對歷史的審視必須越過1949,否則反對運動永遠被中共劃定在49年后的圈圈裡面打轉轉。 第三、只有共產黨才有執政經驗那句話在89后念叨了一段時間,之後也不提了,換成更加理直氣壯的:中國國情不適合西方民主。那東方民主呢?楊小凱老師在中國統一之利弊一文中有一個比我們還要有自信的説法。他說:本國的憲政經驗是本國人民最容易接受、最容易建立信心的,哪怕這些憲政經驗在歷史上不是成功的經驗,哪怕這些憲政經驗已從國家的文字記錄中被抹去了七十年(楊此語應是指俄國臨時政府)。不成功的經驗、已抹除的經驗都如此,又何況中華民國在臺灣成功實踐了七十年的憲政經驗呢? 第四、我在看到海外民運惡鬥之後有個觀感:在實現民主之前,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强大的獨裁政體,不是熙熙攘攘吵吵鬧鬧的和平盛世,而是類似「戰時」的對決,需要一定的紀律和權威,才不會流于一盤散沙。活著的人,誰也不服誰。這個權威,還是得從歷史里找。我就這樣在歷史里找到了領袖,找到了信仰,找到了道統、法統、國統。 第五、説到信仰,以前和外國同事聊天,他們說,中國人的問題出在沒有信仰。我回曰:你可以說我們中國人不信仰宗教或者宗教信仰流于功利不夠虔誠,但你不能說中國人沒有信仰,馮友蘭就說我們中國人信仰哲學;你要不相信老百姓懂哲學,那麽至少,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信仰歷史。哪怕最壞的人也希望自己身後留下良好的歷史評價,所以才會千方設法去篡改歷史。因此,未來改變中國的力量,很可能就來自對歷史的信仰。 我前面囉嗦這麽多,其實總結起來就是:憲政需要共識、需要信心、需要權威;於是我回到歷史當中去找共識、找信心、找權威;果然,找到了中華民國的道統、法統、國統。 找到了方向,接下來就是怎麽做的問題。 做的過程我週一做過大致回顧,就不重複了。 總之,自從2003會師凱迪,2007推廣QQ群,2009自建網媒,2010轉戰微博,2012正名民國憲政派… 我們窮盡了所有可能的傳播工具,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方法,也形成了一系列比較有共識的主張。這些主張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相信,重歸1947年的憲政之路是未來中國民主轉型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最切實可行的方案。 爲什麽這麽説呢? 其一,我們贊同楊小凱所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文本的反憲政本性、对宪政意识形态的破坏,完全沒有反對派參加的制度過程,制度上没有任何中国现代宪政传统的痕迹,等等,注定了中共在歷史上不可能獲得憲政法統的合法性,儘管她坐擁暴力機器,也不足以產生憲法權威。因此,對於現行中共憲法,我們不太有所謂護憲或者修憲的興趣。 其二,比憲法條文更重要的是立憲過程。在未來總會開始的立憲和選舉過程中,爲防止權威真空導致的動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深厚的憲政淵源賦予人民對游戲規則的信心。這個憲政淵源的代表當然就是中華民國憲法和她在臺灣的實踐。直到今天,她都是最具備統治權威和最廣汎參與性的憲法。「整個中國還沒有任何成型的制度能與中華民國憲法競爭在中國憲政過程中的法統上的合法性」。 其三,中華民國憲法是學習和研究西方憲政之後,將憲法規則與民族性格融合,植根於本土的產物,是我們中國寶貴的本土憲政資源。在大陸恢復中華民國憲法,不需要重複業已完成的學習過程和本土化過程,可以大大降低轉型成本,提高轉型效率。 其四,中華民國憲法繼承了中華民國一百多年來制度文明的積累。這個積累不僅僅是從臨時約法到南京憲法的文本演進,還包括在臺灣六十多年的行憲實踐和試錯經驗的積累。如果擱置不用,等於白白浪費這一百多年的艱苦努力和珍貴經驗。 基於以上理由,我們主張回歸中華民國法統。這裡我需要澄清一下外界可能有的幾個誤會。我們沒有說回歸46憲法是唯一的路,我們認為她是最好的路;我們也不是要拘泥於46憲法一字不改一成不變,我們認爲她是中國從新開始的最好的基礎。 中華民國憲法是我們的法統。我們的方略則是在吸收西方民主理念的同時繼承了中華道統的「三民主義」。 由於黨派成見,現在台灣很少有人提三民主義,但其實台灣正是三民主義實踐成功的典範。三民主義關於民族民權民生的主張與傑弗遜和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是相通的,一一對應,可以說是西方憲政民主思想結合中國歷史與國情,進一步演進并在中國生根的本土化版本,是普世價值,也是相當有力的政治口號。 我們對三民主義的詮釋,可以總結如下,從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我們與其他思潮的共通和不同: 民族方面,我2013年在第八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上的發言《從文化民族主義上升到多元文化的政治民族主義》,可以說是我對三民主義當中民族主義的理解或者詮釋:我們的國家認同,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不是基於血緣,也不僅僅基於文化,而是基於一個憲法框架下的利益互補,來建塑「民有」的政治共同體,正所謂 OF THE PEOPLE,主權在民。具體而言,我們主張文化多元、宗教寬容、地方自治。 文化方面,相較全盤西化派,我們對中華固有傳統文化懷有更深溫情。我們贊成向西方積極學習,但不贊成用被殖民的方式學習,不贊成用自卑自虐的態度學習。在我看來,每一個文明都是光輝的,都有她優秀的方面,可以揚棄,不宜徹底否定。我們主張繼承民族智慧的精華沉澱,復興中華文化並促進其現代化,使中國各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在中國均不受到排斥,多元共榮,交流融合。 民生方面,我們主張捍卫产权,深化自由市场,支持中小企业,反对垄断。同時,我們秉承羅爾斯的分配正義,力求機會平等,使人人都能享有有尊严的生活。 發過一點小財的人,應該都知道,努力不是成功的唯一要件,發財還是需要一點狗屎運的。所以,在自由主義的光譜中,相較國内其他自由派推崇最烈的哈耶克,我們更傾向羅爾斯,更同情弱勢群體。(當然這是針對當下勤勞者不得食的中國,不適用高福利養懶人的歐美。) 民權方面,我們師承共和主義。中國的反對派基本上都是言必稱民主的,這個沒有異議,但有不少人給我一個印象,似乎民主了就萬事大吉了。相較民主,我們民憲派更强調共和。我們對多數人的暴力有更高警惕,對少數人的權益有更多關心。我們當然追求民主,但我們不將民主視爲終極目標,民主衹是保障自由的手段。 在技術上,既然我們已經處於信息高度發達,距離大幅縮短的網路時代,我們重視直接民權方面的探索。 總而言之,作為民主運動的一個部分,民國憲政運動與其他運動既有共通和配合,亦有創新和分歧。分歧多在歷史觀,以及因歷史觀而決定的路徑方法,而不在價值判斷。 許多自由派繼承了中共的歷史觀,對中共的否定是出於其執政危機;我們則不僅批判其執政危機,我們直接質疑其建政合法性。作為非體制派生的民間草根,我們與體制的切割更徹底更決絕。 民國憲政派與其他自由派擁有共同的憲政理想,但相較於新左派和一部分自由派仍對改革從良抱有一線期望,我們全然否定極權的正當性,不期待明君新政。我們不反對改革派對中共憲法作護憲或修憲的呼籲;但我們自己不抱期望,不作無謂的嘗試。我們提出的具體路徑是:回歸和接續民國憲政法統。以退為進,以复憲求立憲。 我們對極權的批判是最徹底的,同時我們又是最寬容的,我們要清算的對象是制度,不是個人。我們也是糾偏,但和體制内的糾偏不同,我們是在更宏大的民國的範疇糾偏,撥亂反正。 我們在歷史觀和路徑方面,跟其他異見派系有過不少激烈的爭論;我認為這些爭論是難免的,但不影響我們共同對抗極權。2012年我在答复冬眠熊一文中表明了《民憲派對改革派之態度》:求自由者,皆我戰友;謀光復者,皆我同志。 在民主運動的方法方面,我們也嘗試了一些新的探索: 譬如,我們提倡文化運動先行,不惜柔性訴求,力求最大化大衆傳播。我們希望藉由文化運動來充分準備公民社會,提高公民素質,訓練公民自治,以預熱和孵化政治運動,并減少劇變可能產生的社會動蕩。 再譬如,我們堅持解構極權的話語體系,徹底清除狼奶毒素,祛除銘印。譬如我們堅決不附和「解放前」「解放後」「解放碑」「國民黨軍隊」「三年自然災害」「平反伸冤」「十一國慶節」這樣偷換概念的詞彙。 說到詞彙,我最後還要聲明一點:我們國粉,是中華民國的粉,不是單純的中國國民黨的粉,更不是「臺灣國民黨」的粉。我們當中確實有許多人自命大陸的國民黨人,立志重新振興中國國民黨。但我們都有清楚的認識:中華民國雖然是國民黨創立,但她不是哪一黨哪一派的,她是全體中國人的!她的國統、道統、法統,是全體中國人的資產,我們甚至可以説,也有共產黨的一份,假使他們懂得善加利用。 我就講到這裡,感謝大家的耐心! 2015.2.22 舊金山 首發《縱覽中國》
國粉發展簡史
國粉發展簡史 雪笠(空氣) 2015.2.16,舊金山,應光復委邀請介紹大陸民國派發展歷程 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姓王,名雪笠,孤舟蓑笠翁的笠,獨釣寒江雪的雪。我也用過不少筆名和馬甲,最後確定下來長期使用,也是比較爲大家所知道的網名,是空氣。我爲什麽取這個名字呢?因爲我認爲,空氣是最最自由的物質狀態,而自由恰恰是我們最最匱乏的。 今天非常感謝辛灝年老師邀請我來參加我們光復大陸的工作會議。我很榮幸能夠在中華民國波瀾壯闊的復興運動中有機會貢獻自己一點微薄的力量,也很榮幸有機會向大家匯報這些年我們在大陸的工作進展。因爲時間有限,我就簡單回顧一下我親身經歷 的大陸民國派的成長: 我本人是2002年的正月在陪都的蔣公官邸云岫樓,他的書桌前正式立誓,并且開始從臺灣網站下載宣傳資料和在網上尋覓同道。那時候大陸網絡還很少談論民國話題,到2002年底我們才集結了五六個志趣相投的朋友,還包括兩個臺灣的。2003年有了轉機:上半年大紀元連載辛老師的《誰是新中國》,我們把安全的段落節選轉載到國内論壇上,從跟帖評論當中發現越來越多的持相同觀點者;下半年蔣夫人宋美齡逝世,悲慟之情,用共產黨的語言描述,一大群遺老遺少都跳出來了。我們迅速形成了一個以凱迪貓眼爲活動基地同時轉戰天涯等各大論壇的團體,天天跟毛粉打群架,我們罵他們毛粉,毛粉回敬我們叫果粉或蔣粉,我們說,我們跟你們不一樣,我們不是個人崇拜,就叫國粉吧,這就是國粉這個詞的來歷。 (2003年,除凱迪外,還有一個國粉聚集的戰史沙龍。戰史沙龍以軍史愛好者爲主,對有多少個兵這些細節都研究得一清二楚。可以說,凱迪偏重政治,戰史沙龍偏重軍史,「混跡」其中的國粉,後來也都合流了。) 才開始,我們介紹百年憲政追求、五五憲草、四六憲法的理論性系列文章幾乎沒有閲讀量,反倒招來五毛恥笑。於是我調整了戰略,將三民主義分階段解説,先花幾年時 間傳播阻力相對較小也最容易引起大眾情感共鳴的民族主義,也就是抗戰内戰等歷史 真相,以消解中共建政的合法性;再過渡到淪陷區與自由區民生的各種舉例對照,即民生主義;最後深入到阻力最大也是我們最終目標的民權方面的闡述,即民權主義。 2003–2004年,借臺灣大選之機,我們將民國題材的宣講推到第一個高潮。2005年連戰代表國民黨回大陸,從全國趕往南京的國粉把中山陵和總統府圍得水泄不通,翹首相盼。兩岸關係的緩和,給了我們一點在狹縫中生長的空間,2006年形成了還原抗戰史的第二個高潮,同時我們繼續通過論壇和MSN聊天軟件集結宣傳人才。2006下半年,原保釣愛國團體的一批熱血青年受這些宣傳的鼓舞以及來自臺灣的戴平山的示範,到街頭打出中華民國國旗,建立了一個命名爲『泛藍聯盟』的網站,公開成立組織,宣稱網站注冊用戶均是組織成員。雖然事實上大多數網站用戶對『組織』一事并不知情,還是引起了中共高度重視/恐懼,加之泛藍聯盟的骨幹積極參與人大競選和維權運動,在外媒頻繁亮相,沒過兩年便遭到殘酷鎮壓,相繼入獄。 2007年底,我受一個朋友的戶外運動 QQ 群的啓發,一次開設了上百個 QQ 群,設置了以思想成熟度或地區分類的級別,并建議群員如法複製滾動。通過群内的日常溝通, 我們得以更加高效地發現人才、調配資源、分工協作、凝聚人氣。 2009年,我們決意創建自有媒體,以便未來與官媒爭鋒。這一年,我們先後主辦了《民國史》、《理想國》、《漏網之語》、《果敢114》等網媒。我們甚至在理想國的虛擬空間模擬民國的五院制度來選舉各級版主。網站非常熱火非常受歡迎,開設不到1個月就有幾萬注冊會員,還不算不注冊的訪客。但很快就被黑客追擊,防火墻封殺,警察上門…… 堅持了將近一年以後不得不關閉。 受此教訓,我們領悟到沒有後臺的獨立媒體在國内難以存活,還是得藏身官方許可的主流媒體,借官家的地盤下自己的棋。2010年,我們開始轉戰新流行的社交媒體:新浪微博。2011 和 2012 年,我們在微博陣地取得長足的發展,藉助其社交功能,將觀念和主張從過往針對普通網民的發散性傳播進一步定向傳播到社會各界知名人士。這時候類似陳永苗(辛老師此前問到)這樣的一些人包括北洋派、聯省自治派、民盟後人、甚至機會主義者接觸到我們的觀念,也開始談民國,雖然大家一起將民國熱捧得更高,但此民國非彼民國,許多觀點還是大相徑庭的,而且因爲他們在國内和海外掌握的媒體資源都比我們這種不能不刻意低調的團體豐富,爲了避免混淆,我們從過去有意用調侃口氣來模糊身份的「國粉」正名爲口號明確的「民憲派」(取義「民國憲政」,同時亦可解爲「民主憲政」)。「民國憲政派」被定義爲一個思想流派,其定位是:以青年知識分子爲主體,立足思想界來總結和引領「民國熱」的其他領域,譬如出版界、影視界、文化界、藝術界、服裝界、建築界、教育界…等等。 到2014年,我們的影響已經如此之大,中共開始警覺和害怕。環球日報從去年雙十節起連續發文批判國粉。他們爲什麽害怕?首先他們很清楚,誰是他們的天敵,誰最有資格質疑他們的合法性?其次,和以往的民運宣傳不同,這次我們真正將傳播的觸角 深入到大衆,滲透到從知識分子到販夫走卒的各個階層,使一般對政治不感興趣的民衆也對中華民國產生良好印象甚至向往;我們真正掌握了青年,説服了青年。青少年信仰青天白日者的比例越來越多,而且不問出身,大多數并不是國軍和國府後人,而是出於理性的思考選擇了民國。所謂薪火相傳,火種不息,光復可期! 最後,我要再次感謝辛老師,如果沒有辛老師的《誰是新中國》一書高屋建瓴,振聾發聵,我們大陸民國熱未必可以走到今天這麽蓬勃的局面。甚至可以説,我們這一代年青人,從 70 后到 90 后到 2000 后,包括我在内,無不受到辛老師的啓蒙和感召!感謝辛老師和王炳章博士這樣的先行者!也要感謝在座的各位前輩和同仁,感謝你們一直不懈的努力。我很幸運,可以遇到這麽多志同道合的戰友,在光復民國的路上,讓我們齊心奮鬥,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 注:本版國粉發展簡史在現場演講的基礎上做了兩處修訂。一是補充了戰史沙龍這 個在還原民國史前期起過重要作用的板塊;二是根據泛藍元老的回憶,將誤傳的 2004 年改回爲 2006 年。這兩點,在 2 月 22 日講座后的提問中,也已經補充。 首發《縱覽中國》
新五四運動發言稿
雪笠 · 2014年5月4日 · 臺北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新五四運動的見證者,大家好! 我是雪笠,筆名空氣。我來自大陸,大陸生,大陸長。今天看到廣場上這麼多飄揚的國旗,我好激動 —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在祖國的自由集會上發言。我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夠在大陸也看到這樣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沸騰局面!才可以這樣暢所欲言! 去年我來臺灣開會,作自我介紹的時候我提到我爺爺自民國38年被俘虜以後到去世,即便在最危險最艱難的時間,他的枕頭邊一直珍藏著一個鐵盒子,裡面是他軍帽的帽徽,國民黨黨員的黨證,和軍校的照片。會後一位美國華僑唐先生找到我跟我說,他的父親,也是一位被俘的國軍軍官,在大陸經歷了所有的磨難,臨死的時候,把家人召集到一起,只為了問他們一句話:我死以後,你們可不可以,在我的墳頭,畫一顆青天白日? 可惜,沒有人敢。 還有一位方老先生給我講過一個他親身經歷的故事。一九七十年代他在南京的政治犯監獄,遇到一位從東北轉來的浙江籍的國軍老軍官。一次監獄洗澡的時候他無意間瞥見老軍官不止瘦骨嶙峋,滿身無一處不是佈滿鞭痕,他頓生敬意。後來在監獄的日子,雖然很少機會說話,他們通過目光的交流結下一種情誼。方先生出獄的時候,老軍官悄悄塞給他一個煙斗作為臨別的贈物。他將這個煙斗同其他監獄紀念品收藏在一起,并沒有發現有什麼特別。直到二十多年後,大約是2006年,他拿出來把玩搽灰,陽光恰好照到了煙咀的裡面,他這才發現,那麼那麼小的煙咀裡面,竟然歪歪扭扭刻了一顆青天白日徽!他無法想像,那位老軍官,沒有微雕技術和設備,是用什麼樣的工具,怎樣躲過看守的監視,花了多少時日,才刻出這顆刻骨銘心的青天白日! 這樣的故事,我在大陸每講一次,聽的人哭一次。 我們為什麼感動?為什麼大陸十幾歲的中學生,二十幾歲的大學生,沒有經曆過鎮反,沒有經曆過文革,聽了這故事也會流淚,也會拍案奮起? 因為我們看到,我們的父輩,他們對信念的執著,至死不渝!我們有什麼理由退卻?我們有什麼藉口逃避? 我這次來台聽很多朋友說,臺灣的藍營不夠年青化,整個藍營彌漫一種失敗情緒,積極性不足。我不瞭解情況,但我猜想,應該是與理想迷失有關。 昨天我去了大溪謁陵。兩位蔣總統懸棺未葬,為什麼?為的是要激勵我們,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的是要激勵我們,矢勤矢勇,毋怠毋忽,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 今天大陸,崇敬蔣公的年青人數不勝數,就我個人的感受,不是個人崇拜,不是因為他有多英明多偉大多成功,而是因為他頑固!他堅持!他至死不放棄!! 為什麼今天臺灣藍營的現狀令人失望呢?因為,沒有重塑中華民國的理想追求了!一旦追求私利和權力超過了堅守原則和理想,一旦急功近利的盤算勝過了長遠經營的部署,人心怎能不垮呢? 有幸的是,我要向大家彙報,在大陸,民國復興運動早已方興未艾,越來越多的年青人和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臺灣不僅僅是一個自由島,還是先輩心血所系之中華民國所在的地方;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就制度和文化而言,是大陸中國人的精神故鄉……我們相信重歸 1947 年的憲政之路是未來中國轉型最便捷也最切實可行的正途,我們主張繼承中華民國一百年來的制度和文化的積累,包括在臺灣六十多年的實踐和試錯的經驗;同時,先輩和傳統的威望更容易使我們形成共識和力量,更有利於平穩渡過未來大陸民主化的動盪期。我們堅信,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一定可以回到大陸! 我們沒有敗,民國38年沒有敗,民國60年沒有敗,民國93年也沒有敗!因為,青年人是我們的未來!而中華民國的認同、三民主義的理想已經在大陸年青人心中生根發芽!中華民國復興的力量在大陸民間愈來愈茁壯! 所以,我想請求臺灣的同胞們 — 先烈們的理想,我們在大陸都還沒有放棄!你們更不要放棄! 我請求你們,守住三民主義的底線,守住中華民國的底線!民族、民權、民生,缺一不可,絕不可割裂。任何“統一”都不能背離以民權自由、民族共和、民生富強的精神來統一,不能背離中華民國的憲法來統一。三民主義不能被機會主義割裂,這是和平統一絕不可讓步的前提。所以,要警惕、要堅韌不拔! 臺灣要更好,大陸要回歸正道,需要兩岸的青年多交流,多扶持。希望不止在官方,不止在高層;希望在民間、在社會。讓我們振作起來!重塑中華民國的理想!兩岸有志氣的兒女一起攜手來擔當!一起來建設一個既有民主,又有法治,既有自由,也有仁義的中華民國! 首發《國是評論》2014年6月號
從文化民族主義上升到多元文化的政治民族主義
從文化民族主義上升到多元文化的政治民族主義 空氣/雪笠 2013.4.29 演講 (臺北) 這幾天听各個族群的兄弟講述他們在CCP治下的苦難和他們在抗爭中遭遇的種種困難,我有許多感觸的片段。正好楊大哥問我今天要不要講一點什麼,我就很倉促地把這些片段串起來,粗淺地談一下我對民族主義和民族和解的看法,然後提幾點我目前想得到的對具體工作的建議。 我前天已經簡單介紹過民國憲政派的主張。在支持走民國憲政道路的人群中,大多數乃三民主義者,主張从民族、民權、民生三個角度來建設國家。同時我認為,三民主義建設的具體內容不應該是停頓不前的,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作相應的調整,尤其是民族主義,以前的確有不尊重其他族群的地方,必須更正和作出檢討。 1917年孫文寫到“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以誠,合為一爐而治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治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我讀到這一段的時候,很贊賞——這思維蠻超前的,這不就是政治民族嗎?但是,1920年他又説“滿州既處日人勢力之下,蒙古向為俄人範圍,西藏亦幾成英國的囊中物,足見他們皆無自衛的能力,我們漢族應幫助他才是…… 兄弟現在想到一處調和的方法,即拿漢族來做個中心,使之同化於我,並且為其他民族加入我們組織建國的機會。仿美利堅民族的規模,將漢族儘管擴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的單一民族國家,與美國同為東西半球二大民族主義的國家……故將來無論何種民族參加於我中國,務使盡化於我漢族”。這就顯得越俎代庖了。哪怕他出於善意,“同化於漢族”這句話恐怕除了漢族沒有哪個族群愛听。 這樣矛盾的闡述,也造成了中華民族的歧義。她有時候被用來指代境內所有民族,但更多時候被有意識或潛意識的大漢族主義者用來指代漢族或漢文化。她本應該成為一個新的政治民族的代稱的, 今天 — 尤其在CCP大量使用這個名詞以後 — 卻惹出各個族群甚至一部分大漢族主義者的反感。 在我看來,民族主義或可劃分為三個層次;一個是基於血統的種族民族主義,一個是基於文化認同的文化民族主義,一個是基於共和政治的政治民族主義。我一度以為我們中華文明圈一向秉持的文化民族主義較之歐洲十九世紀興起的種族民族主義是相當領先的;我現在仍然這麼認為,但我逐漸體會到文化民族主義的致命缺陷。 我們自古以來說的華夷之辨,是以華夏禮義為標準進行族群分辨。合於華夏禮俗者,不論種族,就都是華夏;不合者就是蠻夷,就是化外之民。這個態度,一方面是很開放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它認為“我”的文化才是最優秀的文化,“我”的精神氣質才是最優秀的氣質,這是不平等、不多元的,是以“本民族”為中心的。正因為此,它才會想當然地要去“同化”其他族群。也正因為此,“中華民族”這個概念的產生,作為“政治民族”她才只略略萌了一點點芽,就又被我們漢族的文化優越感OVERTAKEN了,又落入了“文化民族”的窠臼。 孫文之後,蔣中正為首的多數國民黨人解釋的民族主義要義有三: 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際上各民族一律平等;濟弱扶傾。這相較“同化”有了些許進步,強調“平等”,並將平等觀列在了46年憲法的第一條。可惜,仍然忽視了“多元”。 今天這個時代,人員流動愈来愈便利,信息流通愈来愈順暢,各種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愈来愈頻繁和複雜化,各族群對其民族特徵的穩定性亦愈發焦慮。 以美國和歐洲為例,早期,各元文化在主流文化佔絕對優勢的前提下尚可和平共處;隨著時代的變遷,各族群要求凸顯自我的呼聲高漲,堅持用主流民族的文化“同化”其他族群的單一民族政策和建議政府不干預而令各文化自行熔為一體的“熔爐化”政策都遭遇了挑戰。這時候,提倡各族群保留自身文化、平等交流的多元文化主義也就應運而生;但不久,多元文化政策的實踐又遭受了許多困難和批評,特別是在與原教旨主義穆斯林文化衝突後,許多西方政府皆宣告其多元文化政策遭到失敗。 因此,我個人認為,有必要對多元文化主義做兩點引申: 各族群文化間平等的交流不應僅僅停留在互相尊重和互相寬容的階段,還應提升到互相理解和互相欣賞的階段; 各個族群可以也應當保留自己的文化特徵,同時也必須遵守作為現代社會核心的一些基本理念,如自由、民主、憲政、共和、公民社會、政教分離等。 這兩點,便是我要主張的,對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的修正和發展:政治民族主義。為避免歧義,我把它進一步闡釋為:在認同普世價值的前提下,包容並鼓勵多元文化的政治民族主義。再簡潔一點,即:在文化上多元,在政治上統一。 Weber 提出政治民族概念的時候是將其用於單一的德意志民族,但我相信他的邏輯同樣可以適用於多民族的集合。Weber 認為,現代政治的基本任務在於創造一種政治過程以使日益多元分散的社會利益仍能凝聚為整體的政治意志,否則會出現只有社會離心力而無政治向心力的危險局面;與此同時,現代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是要把社會的所有人口都納入一個統一的交換經濟的過程之中,能夠適應如此“大眾經濟”的政治機制只能是“大眾民主”(MASS DEMOCRACY)。換言之,被納入一個統一經濟過程中的社會大眾必須同時能參與到一個統一的政治過程之中。而以最廣泛的政治參與來凝聚認同的民族,就是“政治民族”。 在我看來,政治民族主義既可用於單一民族國家,也可用於多民族國家。她強調的不再是民族情感,而是一種理性的選擇,也就是我前天講到的,基於利害考量和利益互補的政治共同體。 就我個人而言,統一或分離真的無所謂,國家不在大小,國民安樂就好,小國寡民也其樂陶陶。開個玩笑,如果民族自決可以無限止地推下去,我巴不得我一個人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我自己總統兼總理,我走到哪裏都是外交禮遇……接下來,我的領土就要放到瘋人院去了哈……玩笑歸玩笑,政治家需要考量的因素要複雜得多。感情上,我完全能夠理解維吾爾朋友們說的:我們跟你們長得不一樣,文化宗教都不一樣,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同你們一起生活?我也完全能夠想像,在高原上與世無爭的藏人,我們漢人憑什麼要去打擾人家?但獨立與否,除了情理上應該不應該,法理上可以不可以,還有現實中可能不可能的問題,再進一步,還有划算不划算的問題。即便中共不在了,也會存在不少障礙,譬如,中國在近代史上吃了地緣政治的大虧,假設藏區、維吾爾地區、南/內蒙古地區、臺灣… 紛紛獨立,中國的地緣形勢勢必更加錯綜複雜,民主后的大陸政府一樣會有各種務實的擔心和考慮;再譬如,已經跨越幾代人的漢族移民問題、大多數民眾的民族觀和民族情感問題…… 民主政府未必有能力控制,民間的流血衝突或許在所難免。 另一方面,在農業社會,或許國家越小越幸福,反正鷄犬不相聞。但工業化社會需要大面積協作才能降低成本。尤其現在高速發展的信息化社會,經濟和政治愈來愈趨於一體化。上個世紀是民族獨立運動的世紀,而這個世紀,我相信是全球化運動的世紀。全球政府的出現、世界大同是大勢所趨。我們現在爭議“中國”的領土如何分割,以後“中國”都未必需要存在了。歐盟的一體化花了那麼大力氣,遇到那麼多問題,而我們,雖然是被動地被綁在一起,卻已經在許多方面完成了一體化,那又何必開倒車呢? 以上是我prefer 聯邦的原因,因為她不僅利於和平解決族群衝突,她也是邁向全球化的一步。 事實上,昨天藏人和南/內蒙古代表都已經表示鑑於現實的無奈而贊同中間道路和聯邦制。我想再強調的是:如果我們有機會成為一個聯邦,我希望這個聯邦不是出於威懾和脅迫,而是建築在認同與合作的基礎上;同時,基於我前面闡述的政治民族的理論,我建議,民族的和解、彼此的認同,需要吸引最廣泛的大眾的參與而不應僅限於異議人士和他們的周邊。 怎樣突破高壓管制和信息的過濾,使得ordinary Chinese 瞭解你們的真實訴求,獲得他們的同情和支持呢? 我先分析一下我接觸過的幾類人群的心理。 第一類是已經瞭解真相,理解並同情你們,但由於缺乏直接溝通,不知道怎樣才能提供幫助的。這一類相對好辦,我們要主動給他們一些coach,提供溝通和互助的渠道。 第二類也瞭解真相,但既不敢發聲也不敢行動,因為他們害怕一旦表態,就會被同胞劃歸為支持分裂的異類。因此,一定要盡最大可能透過各種媒介最大範圍地宣示和講解你們的真實訴求,是自治,不是獨立,不是分裂。 第三類人,也就是最ordinary 的people 了,他們跟異議人士沒有交集,也不大關心政治。他們看電視,他們不翻牆。但他們當中有一群中產階級值得注意—— 我認識許多熱愛旅遊和攝影的漢人朋友,他們对各個族群的文化都有相當的審美能力,譬如,他們膜拜藏區的風景、文化、超然生死的價值觀;他们為自焚的藏人唏噓,但他們也會惡意攻擊達賴喇嘛,因為他們認定了達賴喇嘛要將藏區從中國分裂出去。這些人,他們不是歧視或仇恨其他族群的種族主義者;他们是好人,非常善良的人,他們熱心社會公益,08年大地震的时候,好多人辭掉工作放下生意到震區做志願者,一去就是一年半載甚至更長。他們不愛藏區,不愛藏民嗎?他們太愛了。他們既愛西藏,也愛中國。正是因為愛,才捨不得。不是每個人都有愛她就放她自由的心胸。 對於這類人乃至大多數漢人,一旦確信你們不是要徹底獨立出去,他們絕不會為難你們;他們或許還不能夠理解你們,但他們很可能會同情你們。 怎樣讓他們瞭解呢?除了各種媒體和網路的傳播渠道,我建議, 一、你們的抗議,讓漢人的同情者一起參加,越多越好,能達到一比一、手挽手最好。標語和口號訴求要雙/多語,一定要有漢語。一定要寫明不會令觀眾誤解為“要求獨立”的具體訴求。一群藏人或維吾爾人或蒙古人在一起,可以被官媒誤導為是在要求獨立;當一群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和差不多同樣數目的漢人團結在一起要求自由,還會有人相信他們是要搞分裂嗎? 二、在不觸動中共底線的公益層面——中共有援藏援疆幹部,我們民間也可以有啊,可以多搞一些跟政治關係不大的,環保啊支教啊勞工啊一類真正可以幫助到當地人民的項目,最好是由那些并不介入政治的熱心的志願者去主導,再通過他們將見聞散播到普通的漢民。這些項目的目的不是要給中共找麻煩,不是要跟他們挑戰,而是要建立民間互動互信的橋樑,這對包括中共在內的任何群體,都是有益無害的。 三、中共強制性的普及漢語引起了你們極大的反感。但我以為,語言是理解的基礎。你們要保持母語,同時也不需要拒絕漢語,這樣才可以讓更多漢人聽到你們的聲音。同時,我們也要鼓勵漢人學習你們的語言。我們每一個有志於民族和解的志願者都應該主動學習其他民族的語言。 四、重視藝術,如美術、音樂的感染力。李旺陽“被自殺”後,香港藝術家蔡芷筠將其吊在窗前的遺照重新描繪成一幅安詳美麗的圖畫,並附上解說:『但願你,其實只是站在窗邊,看看自由的風景』。這樣的作品——只要不是鐵石心腸——其衝擊力是不可限量的。我們是不是可以多一些藝術家來關心各族群的抗爭,多一些這樣感人至深的藝術作品? 五、成立各族群與漢人青年互動的論壇。維吾爾在線是一個不錯的嘗試。我甚至以為,不妨將有關各個族群的討論集合到一個網站,這樣豈不更顯得“團結”更顯得“不分裂”(笑)? 一開始肯定會對罵、吵得不可開交;會來很多腦殘,也會來許多故意攪局的;但這些辯論,只要我們不懼挑衅,堅持理性地展開,就會有越來越多的讀者開始思考,開始理解。 總而言之,從現在開始就要加強與普通漢民的溝通,唯有如此,他們才不致於被政權利用;不管未來我們是統一還是分開,我相信,獲得普通民眾的普遍理解,是避免民族仇恨和流血衝突的唯一之道。 最後一個建議,也是我憋了十多年還沒機會當面請問達賴尊者的問題,今天鄭重地請求藏族朋友們代我轉達: 我並非佛教徒,但我非常崇敬達賴尊者,不僅因為他精神感召的力量,還因為我非常欣賞他的哲學和政治見解——他是有超前思維的人,他不僅是尊者,還是智者。他在國際上的影響也是首屈一指的。而我們大陸的自由運動,一直缺少一位德高望重、人人信服的領袖,所以一盤散沙。因此,我想請藏族朋友們幫我問達賴尊者:Would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consider, not only to be the spiritual leader of the Tibetan people, but also, to be the leader of us all? Would he consider,[…]
在第八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開幕式上的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的網名叫做空氣。為什麼取這個名字呢,因為我認為在所有物質所有狀態中,空氣是最最自由的,而自由恰恰是我們中國大陸最最匱乏的。 昨天是我第一次來到臺灣。毫不誇張地說,飛機落地那一刻我真的是感慨萬千。怎樣的感慨呢?我曾聽一位前輩講,人終其一生,最魂牽夢縈的無外乎兩處地方,一處是再也回不去的,一處是尚無緣去到的。民國 38 年,我爺爺是一名在役的國軍軍醫,作為技術人員要撤到臺灣,但種種原因被俘虜了……臺灣,也就成了一個他終於沒有去得了的地方。到我小時候,臺灣對於我,是鄧麗君,是鳳飛飛,是羅大佑;對於我爺爺,則是昏黃的電燈泡下他拼命要調出來的斷斷續續的電台廣播,是他藏在、珍藏在枕邊鐵盒裡的陸軍軍官軍校畢業證書、軍徽、黨證,是他未完成的夢想……而這最後一層,我直到 1989,萬-念-俱-灰以後才開始明白,我才開始思考臺灣對於大陸的意義所在,我才領悟到:臺灣不僅僅是一個島;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就制度而言,是我們所有大陸中國人都應該去卻沒有去得到的地方!是值得去的地方,是我們的精神故鄉…… 我和我的許多,可以說越來越多、數以萬計的朋友…… 我們相信重歸1947 年的憲政之路 是未來中國轉型最便捷也最切實可行的方案。我們主張繼承中華民國一百年來的制度文明的積累,包括在臺灣六十多年的實踐和試錯的經驗。這顯然比從零開始學步要高效得多,成本也最小。 所以,我要特別感謝楊博士、公民力量組織了這次研習營,使得我有機會來臺北向大家學習,有機會同各個族群的朋友認識,很榮幸能夠在爭取自由的路上與你們同行!記得 Renan 說過,民族形成的兩大元素,一個是共同生活的記憶,一個是將這些記憶繼續維持下去的決心。我衷心地期望,我們可以通過這個為自由共同奮鬥的過程形成凝聚 —— 最後,我們很可能發現:我們不需要分家了,我們可以像剛才達賴尊者說的那樣“如兄弟姐妹般坐在一起”,我們可以來建設一個利益互補的政治共同體;我們不再僅僅是血統或文 化意義上的民族,我們可以成長為一個憲法框架下的成熟的政治民族! 謝謝。 空氣 2013 年 4 月 27 日 於 臺北
答冬眠熊哥之一:民宪派对改革派之态度
答冬眠熊哥之一:民宪派对改革派之态度 2012.06.21. 空氣. 发于新浪长微博 前几日旅途困顿,未有余暇上网读帖回帖,甚歉。我将熊兄的问题分为三部分:身份认同、与改革派的关系、历史观(历史观部分将单独另发长微博)。以下一一作答。 1. 有关群体身份:首先,我本人既不著名,亦非‘国粉’。据我印象,国粉/果粉/蒋粉等词最早出自与毛粉的历史大辩论中,系来自对手的具有侮辱性质的戏称。后许多同仁因身份归属感的需要,干脆以此戏谑自号—— 然今已正名为民宪派,熊兄若仍沿用调侃旧称,似有轻佻之嫌。 2. 有关民宪派与改革派的关系: 囿于现实环境,民宪派不过一散漫的精神流派,既无组织,亦无领袖,更无一定之语言、整合之意见、统一之表达。可以说是各自为战的局面。这中间或有声音特别突出响亮者,但其个人言论并不是总能代表所有民宪人士。熊兄若有民宪派攻击改革派的印象(且不提其中的误会),应亦来自少数。 令我奇怪的是,为何熊兄会批评民宪与毛粉‘和平共处’?事实上,自有网络以来,与毛粉进行历史大辩战的主力正是众多精通近代史的民宪人。毛粉视‘蒋粉’为水火不容之宿敌,毛粉赠予民宪的各种恶毒绰号可为印证。同样,在我新近主持的锄草队微群中,队友吹哨邀战的敌情亦以五毛占绝大多数。若说有少数学术水准较高的民宪人士不屑与低级毛粉缠战,这也是实情。毕竟各自智商相差太远,何必以吾之上驷对其下驷?但即便这一部分高傲者,遇周式高级五毛,一样斗志昂昂。 我们应该承认,当今社会,尤其在网络上,文革余孽已是少数。这一堆人要不是蠢得无可救药,便是坏得无可救药。极左思潮的卷土重来,重点不在他们的蛊惑,而在当局的权谋。反极左的火力,集中在网下或比网上更管用。而对于已有相当认识基础的大部分网民,毛粉之害远不如“改革”之惑。 我以为,49年前的启蒙派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得志而投机政治舞台者,一类是天真烂漫上当受骗的理想主义者。今天,改革派或也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因利益捆绑而图谋以改良之藉口缓和矛盾延长寿命者,一类是真心梦想以最小代价赢取社会变革者。前者当然该骂,以正视听。后者,显然是需要唤醒的盟军。有人说,没有天生的革命派。在我看来,出生在大陆的民宪派,历史观几乎都曾经是启蒙派;政治观几乎都曾经是改革派。我本人算清醒得早的了,但在那一个仲夏夜之前,又何尝不对“改正”报以厚望?否定自己是一个痛苦的历程,我亲有体会。近一两年,民宪派中有人爱鞭挞改革派,又何尝不是出自焦灼和痛心呢!若有失格,也是方法问题,究其意识,仍是视“真情改革派”为智力旗鼓相当,思想有望觉悟者, 才会直面疾呼。 我一向认为,作为需要达成共识的公共事务的现代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妥协就意味著各方都要让步,各方都不能完全满意。CRICK曾指出政治的首要敌人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定论的欲望”—— 民宪派也好,改革派也好,都应当以之为鉴。更何况,民宪派与真情改革派实属同一阵营,纵有论战,也是学术争鸣(当然应注意勿辱人格),毋需怀恨于心,战后一笑泯恩仇可矣。我有一语,曾多次强调,可以作结:求自由者,皆我战友;谋光复者,皆我同志。—— 愿与诸位共勉。